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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权力的联合

巴黎——全世界的网络用户大多对网络空间抱有某种浪漫的错觉。 在大多数网上冲浪者看来,网络提供了完全自由、自主和匿名的假象。

当然,偶尔也会有神秘地迎合我们最隐私习惯的不请自来的邮件和广告侵入这块自由的领地。 这种现象提醒我们:网络用户实际上一直在受到虚拟的监视。 如果监视者出于单纯的商业动机,这样的“垃圾邮件”似乎只是一种轻微的违法。 但是在中国和俄罗斯,在网络上巡查的却不是不请自来的小商贩,而是警察。

因此俄罗斯人权活动者和贝加尔湖环境浪潮等环保组织的电脑及其存储文件在本月初被活生生的警察(而不是网络机器人)没收并不令人感到惊奇。 如果是在苏联时代,克格勃甚至会以精神障碍为由起诉这些反对普京的持不同证见人士。 在如今的“新俄罗斯”,网络持不同政见者则被控侵犯知识产权。

你看,他们使用装有微软系统的电脑,而且无法证明他们所用的软件不是来源于盗版。 电脑被没收以后,据说俄罗斯警方可以验证活动者所用的微软软件是否是合法安装的。

表面上看,微软和弗拉基米尔·普京手下的警察似乎是奇怪的伙伴。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微软的授权代表声明他们不能反对俄罗斯警方的行动,因为这家总部设在西雅图的企业必须遵守俄罗斯的法律。 这样的暧昧声明可以理解为对俄罗斯警方的积极支持或被动合作。 此外,在之前的案例中,微软还曾协助俄罗斯警方调查非政府组织。

显而易见,俄罗斯的人权活动者不能也不该将微软视为建设开放社会的伙伴。 但是微软的暧昧态度已经构成了某种模式。 事实上,独裁国家的网络公司一直有着糟糕的人权记录。

网络和高科技公司积极配合政治压迫的始作俑者是雅虎。 2005年,雅虎向中国警方提供了持不同政见记者师涛的计算机识别码。 师涛之前曾发了一封赞美民主的邮件,这封邮件被审查人员所察觉。 循着雅虎提供的线索,警方将师涛缉拿归案。 直到今天他仍在狱中服刑。

当时,雅虎的美国管理者像俄罗斯的微软一样,宣称他们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被关进牢房的师涛无疑该为中国的法治而非共党专制而感到高兴。 毕竟,师涛全力争取的正是法治。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谷歌中国的经营似乎遵循着其广为宣扬的“绝不作恶”的道德原则。 为了抗议审查,这家总部设在硅谷的企业在2009年从大陆搬到了仍然相对自由的香港。 中国网民可以在香港的搜索引擎上了解台湾、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或达赖喇嘛的新闻。 在Google.cn上,这些信息和包含有其他禁词的搜索结果根本就不会显示。

谷歌的行动似乎在其公开宣传的自由理念及其商业道德之间达成了一致。 但这种一致并没有持续很久: 毕竟谷歌在2006年为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接受了审查制度。 在香港运营六个月后,对利润的要求占据了上风: 谷歌恢复了在中国大陆的业务,而对内容的审查依然如故。 最后丢脸的不是中共,而是谷歌。

雅虎、谷歌和微软无不遵循着一条惊人相似的道路: 进入高盈利市场的渴望压倒了道德方面的焦虑。 他们所提供的工具并不具有政治倾向性。 持不同政见者利用它们追求民主目标。 警方用它们发现并压制持不同政见者。 而无论从哪一方,微软、雅虎和谷歌都能获得盈利,就像20世纪30年代向纳粹政权出售计算机的IBM。 纳粹用这些计算机常规化、官僚化地消灭被害者。

网络公司置利润于道德之上值得我们大惊小怪吗? 归根结底,他们像希特勒时代的IBM一样,不过是追求利润的普通公司。 网络公司或许比其他公司更愿意用民主口号隐藏他们的真实动机,但归根结底他们像其他企业一样宣传自己的产品。 在广告或自我推销中,词汇的选择取决于客户的期望而不是管理者的理念,因为多数管理者并无理念可言。

权衡和折衷永远是资本主义的真谛: 我们必须容忍为我们提供有效工具的赚钱企业的不道德行为。 伊朗人可以用这些工具来反抗专政,西藏持不同政见者也可以用这些工具来拯救他们的文化。 这些工具也可以用来统计灭绝犹太人的数量,逮捕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破坏俄罗斯的人权组织。

俄罗斯的微软或者中国的谷歌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并不道德: 而是更加注重效率。 贪婪是企业家的定义: 如果不贪婪,他们就会陷入破产的结局。 永远不能依靠有正义感的企业家或者某项政治工程的副产品来建设或者维护一个开放的社会。 一如既往,自由依然要靠谨慎、自由的人们付出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