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斯坦福——30年前，民主党政治战略师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将比尔·克林顿的总统大选浓缩成一句口号：“经济才是重点，傻瓜。”当时美国刚刚经历了一段相对短暂温和的经济衰退——部分原因是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导致的油价急升。而缓慢的经济复苏和从时任总统老布什手中抢走了一批选票的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则铺就了克林顿的胜利之路。
当今的美国的就业市场依旧强劲，就业创造状况良好，失业率很低，每一个失业者几乎对应两个职位空缺，但危险的高通胀率却使美国人对经济深感不满。5月的消费价格指数年通货膨胀率为8.6%，是近几十年来常态水平的4倍且超过了工资增长率，致使大多数家庭实际收入下降。即使是排除了较不稳定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6%，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水平。这种状况是60岁以下的美国人在成年后都未曾经历过的。
更糟糕的是经济衰退的几率正在增加。房屋开工和零售销售数据停滞不前，股票和债券市场（当然它们也算不上完美的预测因子）都在发出预警信号。应对经济衰退的货币或财政政策弹药所剩无几，而过往三任总统的财政挥霍导致国家没多少能力去应付社会安全和医疗保险支出成本的爆炸性增长，更别提当前明显急需的更多国防开支了。
随着美联储现在提高其目标利率，通胀可能在明年之前有所缓解。但是更高利率作用的滞后性加上通胀预期提升（如消费者调查和债券市场所示）表明要达到美联储2%的目标还需要一段时间。
同时多个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将把他们的挫折感发泄在总统拜登和民主党身上，首当其冲的就是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届时共和党可能会控制众议院甚至参议院。“经济才是重点，傻瓜”这句话又再次应验了。
拜登一再声称当前激增的通胀只是暂时性的，没有预测显示会出现持续高通胀。他所说的显然是错的，又或许是被顾问们误导了，因为奥巴马的高级经济顾问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早在2021年初就警告他的政党说其1.9万亿美元的额外支出可能会助长通胀。随后不久我也警告了更高的通胀和更大范围的增长风险。然而政府却执意推动大政府支出和向企业及个人增税的议程。
但白宫非但没有迷途知返，反而还想将通胀上升和自身误读经济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拜登和他的发言人援引俄乌战争、供应链中断和“贪婪大企业”等因素，声称既然高通胀是种全球现象，自然也不可能是他们的政策造成的。然而其他这些因素的影响再大也无法与美国超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所产生的超常需求匹敌，2021年初那份一揽子支出方案的规模远大于实际和潜在GDP之间的差额。可见拜登最大的问题不是信息传递不畅或公众误解，而是他自己的政策。
不过拜登值得称道的一点则是尊重美联储在推行货币紧缩政策时的独立性。这也把他跟越来越多人与之相提并论的前任总统吉米·卡特区分开来——当年在通胀愈发严重的情况下卡特却要求美联储降低利率，其经济文盲程度堪称顶级。
拜登的成败一直取决于三个因素：首先是如何处理好每一届总统任期内都会出现的各类不可预知事务；其次他不仅要展现自己能从奥巴马政府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还得表明愿意继续奉行——并在必要时修改——特朗普政府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第42条”移民驱逐令和“留在墨西哥”非法移民政策；最后他的经济顾问需要他的支持去赢得机构间的内部斗争并让当今那些满嘴胡话劳民伤财的“进步派人士”闭嘴。但不幸的是目前为止他在这三个方面都失败了。
现在的问题是拜登会否明智地遵循克林顿在民主党1994年中期选举惨败后的路线——当时后者的政府转而向中间路线靠拢并与民主党温和派多数以及大多数共和党人展开建设性合作。
要做到这一点拜登必须放弃他那些毫无经济意识的政策，比如要求增加开支来帮助那些因公共开支自身助推通胀而陷入困境的家庭，比如一方面呼吁淘汰化石燃料，一方面又指责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企业不增产——尽管正是他自己颁布的政策降低了企业的投资动力。在国内增产不足的情况下他又向委内瑞拉和沙特示好，试图说服两国提高石油产量。
而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像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那样去采纳一个促增长、供给侧监管和税收改革的议程，同时控制支出和削减赤字去协助美联储在不引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抑制通胀。不幸的是拜登及其所属政党的其他成员都没有表现出对这些政策的任何兴趣，反而忙于利用堕胎权和枪支管制等社会问题去为自己的竞选造势。
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特别是考虑到民主党在非法移民和犯罪激增等问题上已经处于弱势。市民们正在逃离那些长期以来由民主党人管理的城市（旧金山已经流失了6.3%的人口）或者购买枪支进行自卫。当民主党人关注社会问题时选民们主要关注的则是物价上涨——大家每天都能在加油站和杂货店看到这一点。通胀才是重点，傻瓜。
发自斯坦福——30年前，民主党政治战略师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将比尔·克林顿的总统大选浓缩成一句口号：“经济才是重点，傻瓜。”当时美国刚刚经历了一段相对短暂温和的经济衰退——部分原因是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导致的油价急升。而缓慢的经济复苏和从时任总统老布什手中抢走了一批选票的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则铺就了克林顿的胜利之路。
当今的美国的就业市场依旧强劲，就业创造状况良好，失业率很低，每一个失业者几乎对应两个职位空缺，但危险的高通胀率却使美国人对经济深感不满。5月的消费价格指数年通货膨胀率为8.6%，是近几十年来常态水平的4倍且超过了工资增长率，致使大多数家庭实际收入下降。即使是排除了较不稳定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6%，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水平。这种状况是60岁以下的美国人在成年后都未曾经历过的。
更糟糕的是经济衰退的几率正在增加。房屋开工和零售销售数据停滞不前，股票和债券市场（当然它们也算不上完美的预测因子）都在发出预警信号。应对经济衰退的货币或财政政策弹药所剩无几，而过往三任总统的财政挥霍导致国家没多少能力去应付社会安全和医疗保险支出成本的爆炸性增长，更别提当前明显急需的更多国防开支了。
随着美联储现在提高其目标利率，通胀可能在明年之前有所缓解。但是更高利率作用的滞后性加上通胀预期提升（如消费者调查和债券市场所示）表明要达到美联储2%的目标还需要一段时间。
同时多个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将把他们的挫折感发泄在总统拜登和民主党身上，首当其冲的就是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届时共和党可能会控制众议院甚至参议院。“经济才是重点，傻瓜”这句话又再次应验了。
拜登一再声称当前激增的通胀只是暂时性的，没有预测显示会出现持续高通胀。他所说的显然是错的，又或许是被顾问们误导了，因为奥巴马的高级经济顾问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早在2021年初就警告他的政党说其1.9万亿美元的额外支出可能会助长通胀。随后不久我也警告了更高的通胀和更大范围的增长风险。然而政府却执意推动大政府支出和向企业及个人增税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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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白宫非但没有迷途知返，反而还想将通胀上升和自身误读经济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拜登和他的发言人援引俄乌战争、供应链中断和“贪婪大企业”等因素，声称既然高通胀是种全球现象，自然也不可能是他们的政策造成的。然而其他这些因素的影响再大也无法与美国超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所产生的超常需求匹敌，2021年初那份一揽子支出方案的规模远大于实际和潜在GDP之间的差额。可见拜登最大的问题不是信息传递不畅或公众误解，而是他自己的政策。
不过拜登值得称道的一点则是尊重美联储在推行货币紧缩政策时的独立性。这也把他跟越来越多人与之相提并论的前任总统吉米·卡特区分开来——当年在通胀愈发严重的情况下卡特却要求美联储降低利率，其经济文盲程度堪称顶级。
拜登的成败一直取决于三个因素：首先是如何处理好每一届总统任期内都会出现的各类不可预知事务；其次他不仅要展现自己能从奥巴马政府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还得表明愿意继续奉行——并在必要时修改——特朗普政府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第42条”移民驱逐令和“留在墨西哥”非法移民政策；最后他的经济顾问需要他的支持去赢得机构间的内部斗争并让当今那些满嘴胡话劳民伤财的“进步派人士”闭嘴。但不幸的是目前为止他在这三个方面都失败了。
现在的问题是拜登会否明智地遵循克林顿在民主党1994年中期选举惨败后的路线——当时后者的政府转而向中间路线靠拢并与民主党温和派多数以及大多数共和党人展开建设性合作。
要做到这一点拜登必须放弃他那些毫无经济意识的政策，比如要求增加开支来帮助那些因公共开支自身助推通胀而陷入困境的家庭，比如一方面呼吁淘汰化石燃料，一方面又指责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企业不增产——尽管正是他自己颁布的政策降低了企业的投资动力。在国内增产不足的情况下他又向委内瑞拉和沙特示好，试图说服两国提高石油产量。
而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像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那样去采纳一个促增长、供给侧监管和税收改革的议程，同时控制支出和削减赤字去协助美联储在不引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抑制通胀。不幸的是拜登及其所属政党的其他成员都没有表现出对这些政策的任何兴趣，反而忙于利用堕胎权和枪支管制等社会问题去为自己的竞选造势。
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特别是考虑到民主党在非法移民和犯罪激增等问题上已经处于弱势。市民们正在逃离那些长期以来由民主党人管理的城市（旧金山已经流失了6.3%的人口）或者购买枪支进行自卫。当民主党人关注社会问题时选民们主要关注的则是物价上涨——大家每天都能在加油站和杂货店看到这一点。通胀才是重点，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