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经济学家杂志曾经鼓吹“女性势力”就是世界经济的推动力量。但是，如果欧洲经济要想变得更为具有竞争力以及创新力，妇女仅仅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还是不够的。为了充分利用妇女才能的果实，她们还必须在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居于最高的职务。

西欧的妇女长久以来已经消除了同她们的男性同龄人在教育上的差距。在大学里，女生不仅在人数上超过男生，而且她们也比男生成绩要好，最为显著的是在数学、物理以及信息科学方面。但是女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并未增加妇女在最高职务上的存在。在欧洲，妇女在企业董事会中的比例在百分之十以下，在政府和学术界最高职务上也是一样。

在美国的企业官员中几乎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女性，而在欧洲大陆，在公司董事会中妇女和男子的比例是一比二十或者更低。在科学界，这一局面稍微好一点。在欧洲，每十名教授中有一人是女性。在美国，这一比例再一次对妇女更为有利。在美国大学中，超过20%的教授是女性。

欧洲无法在中国和印度两国崛起、其自身人口老龄化的时候浪费宝贵的人力资本。首批婴儿潮已经到达退休年龄，劳动力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将会马上萎缩。欧洲为了承担人口老龄化的成本以及维持其经济强国的地位就必须大幅度增加劳动力的总体参与。

父亲们不仅能够、而且必须在抚养孩子上承担更大的责任；家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完全可以由市场得到满足。正如经济学家斯科塔和弗里曼所指出的那样，职业妇女每周工作时间并不一定比兼职工作妇女或者居家母亲们要长。相反，她们往往把某些家务，例如购买杂货、做饭以及清洁等外包出去。

如果欧洲妇女在更高质量的工作中工作更长的时间，那么，这将会刺激像清洁和托儿等服务性工作，从而降低低技能工人的失业率。而且，高质量女性劳力供应的增加不会像劳工移民那样引发额外的医疗和养老金成本。无论是居家母亲还是在外从事带薪工作的妇女都是要使用这些福利补助的。

由于人们寿命延长，生育降低，所以，父母抚养孩子所花费的精力比过去要少。妇女可以在不错过生育的情况下谋求最高的职位，而且，她们的成功将会鼓励职位较低的妇女，因为女性经理往往会落实更为考虑性别的录用政策，而且是强大的楷模。

欧洲受过教育的妇女的职业进步的障碍根源在于企业文化、性别偏向以及成见，而不是赤裸裸的歧视。群体能动阻碍全部由男性组成的公司董事会包含妇女，即使单个董事成员会支持这一决定。

而且，那些提升到更高职位的妇女由于居于少数地位，其知名度容易受到损害而螺旋状下降。只要女性被认为是弱势性别，那么，男女都会将其自有的损害感觉适用到女性候选人上。只有妇女在高级职位中获得大量位置，这种排斥性的群体能动才能够得到克服。

这样做有许多好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中有众多的妇女，就会比那些在顶层中妇女寥寥无几的公司更为盈利。多样化的管理就意味着更好的管理。在公营和私营部门的最高职位中包含更多的妇女根本性地改变决策进程，因为妇女往往降低繁文缛节的重要性并且直接沟通，从而克服组织上的妨碍。

因此，一个决定性的亲妇女的战略将会为欧洲创造新的势头，能够使其与美国和亚洲竞争。今年年初，挪威通过立法，要求所有的公司董事会中两性至少占有40%。这一性别规则也适用于公营部门。不符合这一规则的公司有可能会有被法院下令解散的风险。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最近提议在商界和政界实施类似的标准。

挪威现在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这是超越在许多公司和机构中依然盛行的性别偏见和成见文化的最佳做法，欧洲应该予以效仿。但是妇女自身也应当调整。现实是，最高职位要求每周工作超过两天，而且工作时间也与学校时间不吻合。承担长久以来一直属于男子的责任要求妇女放弃那些阻碍她们从低职位更进一步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