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将迎来两位全能知识分子的世纪华诞，他们是雷蒙•阿隆和让-保罗•萨特。他们也是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化身。阿隆生于1905年3月14日，萨特生于6月21日。

萨特和阿隆都拥有法国精英教育的背景，其中包括纳粹主义在德国抬头之前的格式化的教育。两人都以同样无法效仿的方式显示了其乖张的个性，这种个性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极富争议，人们对之可以说是非爱即恨：阿隆提倡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在其成为一种时尚之前；萨特在共产主义浪潮在法国过去之后继续保持着共产主义同情者的身份。

阿隆针对最热门的地缘政治学的冲突撰写冷静，圆滑的散文，而萨特擅长将一切琐事转化成存在主义的危机。他们经常站在同一阵线上反对法国政治体制。当法国成为纳粹的傀儡政府的时候，他们都加入了抵抗组织，当法国重新获得阿尔及利亚的主权之后，他们两人又同时为其独立呐喊。

不幸的是，萨特和阿隆连死亡都联系在一起：两人都被所有的学院派的学科否认、忽视以及低估，这些学科包括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然而针对这些学科他们都著作等身。直到死亡令他们沉默，萨特和阿隆都更多地因他们在作品中展现的鲜明的态度被人们纪念，至于他们事实上提倡的东西大家似乎并不太在意。

他们的命运也就是知识分子要永久忍受的宿命。伟大的智者像阿伯拉德、伊拉兹马斯、伽利略、伏尔泰、左拉以及拉塞尔都对他们各人所处时代的虔行提出挑战。今天我们认为他们的成功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中的大多数很有可能对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在工作中使用的方法不能接受：讽刺的描述、诡计甚至虚构。请看以下三个例子：

阿伯拉德在基督教中引进了批评学科的理论，他也因此著名。然而，他仅仅是断章取义地陈列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引文，显示出圣经和教堂的神父的口径并不统一，因此读者必须自己判断。

同样地，我们知道伽利略的一些著名物理实验的结果是虚构的，如今我们称之为“研究欺诈”，然而假设他严格执行了这些实验，那也很有可能不会有这些恰到好处的结果，他也无法利用它们来攻击反对者了。

至于左拉，他为法国炮兵军官阿尔弗莱德·德弗莱斯的辩护成功洗刷了其由于当时反闪米特人情绪而被强加的叛国罪名，然而左拉本人被人指控犯有的诽谤罪很容易成立，因为他仅仅询问了目击证人的动机，而拿不出任何新的证据。

随后，这三人在他们的身前和身后都得到了人们的维护和辩解。他们的共同点是所有知识分子共有的一个自相矛盾的道德规范：为追求最终的真理，可以采取任何方式，因为真理转瞬即逝，人们很少意识到它的到来，不是随时都能认知到它的存在的。

这种道德伦理与当今世界是格格不入的，认知像砌房的砖头一样被分配到各个理论学科。知识分子们认为学究式的学者错把方法认为是治学的根本，但对于学院派来说，知识分子就像非法入侵者一样肆意践踏他人的财产，摘采着果实，掠夺着土地。

与普通的学院派有别的知识分子认为，真理的获得并不在于建立新的知识体系，而在于摧毁旧的信仰。“真理将使你获得自由”，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刷新了旧的基督教口号。他们设想了一个开放的过程，而不是设置障碍。

简而言之，知识分子们要求他们的听众自己思考，而不是仅仅向一个个的权威显示他们的愚忠。因此知识分子的伦理可以说是既令人愉快又非常苛刻，因为它将思考的职责直截了当地放到了思索问题的人肩上。每一个顺从的举动也因此成为一个人对自己智力职权的退让。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口号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只有知识分子能看到它的暗示意味。很明显，伟大的知识能提高我们行动的能力。但有一点却不那么显而易见，这种权力的获得要求摧毁社会已经认可的知识。只有这样，一个社会的空间才会开放，社会成员们才有可能做出自己的决定，有更多发展的方向，比先前人们认为的多出许多可能。

阿隆和萨特分别发展了摧毁公认的信仰的风格，二者形成鲜明对照，但同样都引起争议。阿隆偏爱将同道中人妖魔化为杞人忧天者，也不愿意承认冷战也许会以毁灭性的核战争的形式结束。萨特则是严惩那些不能抵抗镇压的人，认为他们还有能力这么做，然而对那些一旦给予机会就实施压迫的人却网开一面。

阿隆夸大了动机的力量，而萨特却鼓吹行动的力量。他们都想激进地把法国社会带到不同的方向，但两人都从未停止对现状的批判。最终，两人的思想似乎总是与他们的时代若即若离。这也使得他们的理论难以归类于任何学院派的学科，这也是人们对于一切知识分子的精神遗产的矛盾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