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耶路撒冷——在法国大革命的动乱时期曾经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共和国是多么美妙啊——我指的是君主制下的那个。”这场原本为了实现自由，民主和博爱的大革命最终为法国（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带来了雅各宾专政，右翼势力反专政，持续数年的内战以及独裁者拿破仑的最终上台。而如今随着一系列阿拉伯国家先后爆发大规模动荡，北非和中东地区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从历史上看，如今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一切堪称史无前例。这是头一次有阿拉伯专制政权被推翻，还有一批政权在大规模民众自由民主示威中发生了动摇。阿拉伯国家的政权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军事政变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动实现更替，还从未出现过这种人民革命的形式。

在1990年代的民主浪潮期间，东欧，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地区都相继有独裁政权被推翻，但北非和中东却置身事外。如今这两大区域的政治惰性已被打破，位于开罗的解放广场也成为了希望以及“人民力量”的象征。

虽然大多数阿拉伯政权似乎都受到了威胁，但目前为止只有两位独裁者——突尼斯的本·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最终被推翻，事实上他们的独裁统治也都属于相对较“软性”的类型。而那些更加残暴无情的统治者——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以及也门的萨利赫——虽然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却也证明了自身更有能力去镇压反对派民众。即便是巴林这样的小国，执政的逊尼派也能在逊尼派邻国的军事协助下继续维持对人口占大多数的什叶派的统治。

建立并巩固一个民主政体要比推翻一个独裁政权更加困难。在共产主义体制崩溃之时，东欧各国旧有的政治系统都大同小异：都是一党专政，政府全面控制全国经济，教育和媒体。到如今各国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况：波兰，捷克和匈牙利成功实现了向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转型。俄罗斯又回归为一个准专制系统，而中亚各苏维埃共和国则全数演化出不同形式的“苏丹式”政府。

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很简单：民主的转变不仅需要选举，还必须具备一系列前提条件——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原有的代议制传统（无论依然存在还是早已消失）；多元主义，容忍和个人主义；影响力有限的宗教势力，以及可以一个运行多党系统的有效体制框架。一旦具备这些条件，向民主制度的转型就很可能成功，反之则机会渺茫——俄罗斯就是一例。

因此埃及的民主发展状况非常关键，这可不仅因为它是国土面积最大的阿拉伯国家，而是它显然具备比邻国更为完备的条件去实现这一转型。但即便如此，埃及也要面对相当多的挑战。在9月举行初选的日程安排下，我们很怀疑埃及各反对派别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手段和经验去组建真正的政治党派。

此时此刻，只有军方——这个国家自1952年至今的实际控制者——以及拥有最广泛社会网络的穆斯林兄弟会看上去像真正有实力的参与者。讽刺的是，推翻穆巴拉克的大规模示威认可了军方垄断权力的行为，如今这股势力又是否舍得放弃数十年积累下来的巨大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笔者听说军队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已经私下达成了协议。事实上，一些示威者已经重新回到解放广场，抗议这个看上去怪异却极有可能达成的联盟。在利比亚，如果卡扎菲最终被推翻的话，那这么一个高度部族化的国家又能否为构建一个可运作的民主制度提供所需的基础呢？

笔者认为这项事务并非与伊斯兰教本身有关：在欧洲，天主教在一段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民主和自由的最大敌人。而如今天主教民主党派已经成为欧洲民主的支柱。因此伊斯兰教也可以发生像天主教那样的转变，而印尼和土耳其则很可能成为其中的成功例子。但问题是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极端伊斯兰组织的社会势力极端强大，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足以制衡它，这就将带来一个严重的挑战。

我们难以得知这一切将对如今陷入僵局的以巴和平进程产生何种影响，尤其是在控制加沙地区的极端组织哈马斯可能被其兄弟组织在埃及的壮大所鼓舞的情况下。而最近在以色列和加沙地区边境上爆发的暴力行动则显示情况正向危险的方向发展。

以色列最初以一种矛盾的方式来回应这场阿拉伯革命。如今其领导人都对该区域的民主变革表示欢迎，并将其视为以确保和平与共同价值观的基石，但他们同时也怀疑这些状况能否真正到来实现。

另一种怀疑则关注西方军事干预可能在利比亚产生的未知后果：虽然这些举动由阿拉伯联盟提出并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但其结果却难以预测，而发生在利比亚的一切也将反过来对整个区域造成影响。

民主之路从来都是荆棘遍地——这点从欧洲持续一个世纪的变革以及美国废除奴隶制并赋予黑人政治权利时所面对的困难可知一二。我们希望中东走过的这条隧道尽头将是光明，但这条隧道可能会非常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