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民党主席弗郎茨·穆特夫瑞面临本党左翼挑战而辞职，正如今年五月法国欧盟宪法全民公决的决定性结果一样所揭示的意识形态分歧并非仅仅有关欧洲信念，而是有关整个社会经济基础信念。潜伏在针对欧盟以及欧盟成员国政府的“社会福利不足”的评论背后的是对欧盟的印象，即欧盟是一个强使成员国顺从于致命的市场戒律、并剥夺国家领导人实现重要社会目标的能力的陷井。看起来，这一分歧不仅会决定德国的未来的联合政府，而且是真个欧洲的政治未来。

在法国，不仅极左极右势力和传统上民族主义的戴高乐主义派别明显持有这一看法，而且在大多数社会党选民中也是如此。这些选民决定摒弃社会党领导层的亲欧洲立场。

这一重大辩论不会消退。相反，正如德国大选所显示的那样，并在法国总统选举呼之欲出之际，这一辩论愈演愈烈。

这一情形在法国的社会党成员中尤为如此。该党十一月大会正在紧锣密鼓之时，一个可以追溯到建党之初的冲突重又显现。一方基本上赞成市场经济但是寻求降低其较为残酷影响的社会民主思想，另一方则颂扬“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激进观念。

共产主义世界的消亡和集体主义政策的破产会令人以为这一辩论以改革者观念胜利而告终。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过去数月中，社会党选民和领导人的重要部分支持激进变革。

尤为重要的是，由共产主义者、生态保护主义者、工会活动分子和阿塔克运动信仰者组成的广泛反自由化左翼中的一大部分指责改革人士听命于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并且主张对社会和经济进行激进的转变。

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中最为强硬势力的代表、年仅31岁的奥利维尔·贝尚斯诺获得媒体青睐，反映出这一梦想的力量。他在2002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取得超过4％的选票；根据民意调查，贝尚斯诺如今在法国知名人物中名列第38位。

有趣的是，激进的反全球化人士提出的观点可以在右翼倡议中找到回音。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以及巴西左派总统卢拉·达席尔瓦都支持对航空机票征税用来资助穷国发展。类似的是，中间派领导人弗郎索瓦·贝胡保证对金融交易征收“托宾税”（根据该税的倡导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母斯·托宾的名字命名），其收益用于支持具有社会价值的事业。

激进主义的复苏看似不顾欧洲和国际的现实，对此我们如何解释呢？

人们可能怀疑法国政治传统的影响。这一影响总是置原则纯洁性于杂乱妥协之上，左右两翼概莫能外。此外，法国民众天生对自由主义不信任，实际上，法语是少数对“自由主义”含有贬义的语言之一。加之对国家作为整体利益卓越捍卫者的观念同样根深蒂固（左右两翼又如出一辙）。尽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实用主义已经统领北欧的社会党派，德国社会民主党1957年拜德哥德斯堡大会后亦是如此，而法国社会党人中，至少在言辞层面上对于革命性意识形态的偏好总是占据上风。

但这并非全部解释，因为类似的激变也在德国左翼政党发生。在那里，后共产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原东德州内依然强大。该党和由奥斯卡尔·拉方戴内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异议人士结盟，鼓吹同样激进的提议。由于左右两翼政府对失业大潮均无计可施，越来越多的法德两国选民似乎不再相信传统的解决方案。

大体上与改革派的社会民主运动联系在一起的福利国家目前因无法控制的公共赤字和无以支撑的税收水平而难以为继。相似地，一度被福利国家扶持的社会流动发生严重逆转。相比承诺的经济增长的益处，全球化的市场被认为带来更多的不平等、紧缩和不安全。

幻想破灭之中，乌托邦之梦日盛。但是不要忘记，乌托邦的基本特征是，其梦想无法实现。

现在需要的是更为适度地辩论如何调和市场缺陷和全民共济的要求。国家是否应该将自身限于创造有利于私营企业的经济环境？国家应在多大范围内促进安全、教育、研究、创新和保护穷人？

但是只有认识到现代国家运行中的经济和政治局限，这些辩论方可富有成果。实际上，国家的作用由于市场规范的国家界限愈发模糊而跨国成份愈发明显而变得愈发复杂。

我们不应垂头丧气，而应遵循德国社会学大家麦克斯·韦伯所珍视的一项区别，因为责任伦理优先于信仰伦理之上，现在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