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三年中，关于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人们提出了两种观点。理解这两种观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对政客——从而对全球经济未来的健康和稳定——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第一种观点是，政府完全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政府没能胜任，政客则在追求自身利益。持这一观点的大多是政治右派——比如那些认为2008年金融大崩坏的主要问题出在政府住房政策的人。

在美国共和党内争夺11月与奥巴马竞选总统人选的候选人中，罗恩·保罗（Ron Paul）一直宣称，对于银行业出现的状况，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问题的答案。他指出，如果政府能更彻底地从金融部门离开（包括撤销美联储），那么美国经济将运转得更好。

第二种观点是，近几十年来，金融部门一直在努力游说去监管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说服政客这才是安全而现代化的银行业方式。根据这一观点，政府政策并没有失灵，相反，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游说团体花钱收买所要达到的效果。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那么罗恩·保罗提出的政策药方就没什么吸引力了。除非你认为现代金融部门真的可以在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监管（包括银行不必对存款提供保险）的情况下运转，否则，真正的问题就不在于官员的政策偏好，而在于金融部门游说集团有能力说服官员出台这样的政策。

IMF的伊甘（Deniz Igan）和米什拉（Prachi Mishra）的最新研究中提出了新的证据支持第二种观点。在这篇题为《三个人的公司：华尔街、国会山和K街》（Three’s Company: Wall Street, Capitol Hill, and K Street）的报告中，两位作者研究了大量关于美国金融部门公司游说的数据。

当然，立法者关于采用何种法律给予支持的偏好是不同的，这使得精确研究政治影响机制变得十分困难。但伊甘和米什拉用一个十分巧妙的办法处理了这个问题——他们寻找党员官员对立法建议的立场改变超过一次的例子，并花了大量精力寻找立场改变背后的原因。

除了分析关于游说支出的信息外，两位作者还挖掘出了游说集团（被称为“K街”，因为大量游说集团的华盛顿办事处都设在那里）和立法者的关系网。比如，游说者通常是立法机关的前工作人员。

研究结果让人难以相信——不过职业游说者大概不会感到惊奇。游说支出的大量增加有助于说服立法者改变立场。“某法案的游说者是否是从前的立法者会影响对该法案的立场，使之偏向于去监管化。”

当然，去监管化正是金融公司之所欲——不管什么类型的规则和监督，越少越好。这完完全全是一件你认识多少人、和他们交情如何的事情。特别是，你作为游说者的价值与你过去的工作背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伊甘和米什拉发现“在立法机关有关系的游说者和没有关系的游说者相比，前者花钱让立法者改变立场的效果比后者好一倍。”

国会和游说集团之间的旋转门似乎是金融部门逐渐去监管化的关键，而去监管化又导致了过度的风险承担，引发了危机。在另一篇论文中，伊甘、米什拉和特雷塞尔（Thierry Tressel）一起发现，在2008年之前承担风险越多的公司，在游说中用力也最多。

从本质上说，金融公司是在用钱买承担更多风险的权利。当事情朝好的方面发展时，这些公司的高官们就能平步青云——大部分体现在立刻获得的丰厚报酬中，因为很少有高管是根据经风险调整的回报获得报仇的。这意味着当风险成为现实，公司遭遇损失时，代价全落在了纳税人身上。

罗恩·保罗指出金融部门中间存在严重的权力失衡和扭曲，这是正确的。他还指出，大量政府政策的受益者是极少数大公司——使它们能够过度承担高风险——这也是正确的。

但保罗等人就此认为政府是所有金融乱象的终极根源，这就不正确了。金融公司高管想要承担大风险。他们想要的安排是，即使他们失败了，仍然能得利。

大型金融公司早就买通了必要的政治保护（打着去监管化的旗号），这使得它们不断壮大，也不断变得更危险。这一激励结构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变得更加极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