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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权变更?

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针对中国共产党刚刚完成的领导层过渡,该问的问题是整个精心设计的动作是否类似于泰坦尼克号躺椅的重新分配。在中共统治结束可以预见并且极有可能的情况下,新领导班子的上任也许没有什么意义。

很多观察家可能认为这种说法耸人听闻。他们坚称中共从1989年的天安门危机和1991年苏共垮台后即证明了自身超强的适应力。为什么预测中共统治崩溃的说法现在应当受到重视?

尽管中国的未来不可预测,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准确预测其后极权主义政权的寿命。中国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独特,但它的一党专治政权却没有什么稀奇之处。其实中国的政治秩序也逃脱不了已经将无数独裁政权送入坟墓的一模一样的自我毁灭力。

在专制制度的众多系统性缺陷中,以领导者越来越弱为表象的最高领导层退化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渐进过程。因为看重政治忠诚度高于能力的继任模式,排外封闭的专制制度阻碍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人被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事实上,精明的独裁统治者青睐天赋平庸的继任者,因为培养控制这样的人接掌政权相对容易。

专制政权官僚化及老化加速了领导层的退化。个人要想在这样的政权中更进一步,寻求庇护和规避风险成为决定他们升迁机会的关键因素。结果,这样的政权因为挑选履历光鲜但行为平庸的领导人而变得愈加僵化。

领导层退化最致命的问题是统治精英阶层越来越疯狂的掠夺。最明显的症状是腐败,但专制统治才是其内在的原因。通常第一代革命者无论受到何种误导,都对某种理想和意识形态投入了强烈的感情。而后革命精英们却信奉玩世不恭和机会主义。在他们看来为政府工作不过是某种形式的投资。不过像其他投资者一样,他们要求更高的回报。

每当上一代统治者兑现掌权的非法收益,都会引发继任者更为强烈的掠夺欲望,他们害怕轮到自己掌权时利益已经被瓜分殆尽。这就是今天推动中国腐败的根本动力。其实,领导层退化的后果显而易见:摇摇欲坠的经济活力和经纪增长、日益恶化的社会紧张局势和政府公信力的丧失。

奇怪的是无论是令人信服的自我毁灭逻辑还是中国政权表现日趋恶化的证据都没有让哪怕某些最博学的观察家认识到已经切实存在结束中共统治的可能性。

常规思维的力量恐怕是最明显的解释。苏联共产党、印尼苏哈托和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等长期执政政权往往直到崩溃前夜仍被外界视为无懈可击。但那些相信中共可以无视专制政权内部退化动力和一党专政必将失败的历史记录的人可能受益于阅读托洛茨基的著作,托洛茨基在某种程度上理解革命的规律。托洛茨基提醒我们独裁政权往往在最终倒台前仍被视为坚不可摧,不过一旦推翻后其崩溃却被视为无可避免的结局。

另一种解释是未知所带来的恐惧。中共的统治可能不会持久,但取而代之的国家失灵和民间混乱或许比现状更有破坏力。但1974年来中国民主过渡的记录表明中国的政权更迭不太可能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政权变更是否像台湾、墨西哥、巴西和西班牙那样由执政精英发起和控制将成为其中的决定因素。处于控制下的过渡将产生更为稳定的民主政体。如果这样的进程发生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可以转型为与他人竞争权力的一个主要政党,这与此前墨西哥和台湾专制政党的作为非常相似。

退一万步讲,无论无序的政权过渡在短期内造成何种创伤和混乱,但由此产生的制度总体而言都要优于停滞、镇压和腐败的专制统治。印尼的新兴民主可能并不完美,但尽管最初不被看好却依然经历了蓬勃的发展。同样,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混合独裁政权,但生活在那里仍然远强过生活在苏联。

如果说过去38年民主过渡的辉煌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经验,那就是当精英和公众反抗独裁统治,他们就会竭尽所能建设新的体系。如果这样一种转变发生在中国,人们没有理由认为过程和结果会有什么根本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