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在其著作《欧洲伦理史》中，爱尔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WEH Lecky这样写道：一段时间内，良好的关系只存在于家庭中，很快这个范围扩展到阶级，而后国家，而后国家联盟，而后全人类，最后其影响波及到人类与动物的交往中……

这种道德范围的扩展可能要向前推进重要的一步。生物伦理学家以及西班牙议员Francisco Garrido提出一项动议，建议政府“声明支持大猩猩计划并在国际论坛或国际组织上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护大猩猩免受虐待、饥饿、痛苦、死亡和种群灭亡的威胁。”这一议案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但这一决议得到通过则将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立法机构第一次承认大猩猩的特殊地位以及保护它们免受虐待以及灭种威胁的必要性。

1993年，我同意大利哲学家以及动物保护的倡导者保拉·加瓦列里（Paola Cavalieri）一起创立了大猩猩保护计划。我们的目标是给予非人类的大猩猩以一些基本权利，亦即：生存权、自由权利以及免受虐待的权利。

这一项目已经引起了争议。一些反对者认为将权利扩展到我们人类以外的物种太过分了。而有些人则认为，大猩猩所拥有的权利还远远不够。

我们完全反对第一种说法。没有道德理由支持为什么拥有基本权利只能限制在某一特殊的物种之中。如果我们遇到有智慧有感情的外星人，我们也会因为他们不是我们物种而否定他们的基本权利吗？至少，我们应该承认所有具有智慧和意识（包括达到某种自我意识的生物），所有具有感情和社会需要的生物的基本权利。

我们更加赞同第二种说法。大猩猩计划并不反对赋予其他动物基本的权利。这一计划只是说明这些权利对于大猩猩来讲最为重要。Jane Goodall,、Diane Fossey、 Birute Galdikas和Frans de Waal等研究人员及其他人都已充分证明，大猩猩是有着强烈感情的智慧生物，在很多方面都和我们自己十分相像。

黑猩猩、巴诺布猿、大猩猩之间都存在长期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只存在于母亲和孩子之间，也存在于不相关的其他猩猩之间。如果相爱的猩猩死去，他们会伤心很长时间。他们还会解决一般会难住两岁孩子的复杂问题。他们还能够学会几百种符号，并将其排成符合语法规则的句子。猩猩还能够表现出正义感，并因为其他猩猩不能回报其恩惠而产生怨恨心理。

当我们把黑猩猩和蛇一起归类为“动物”时，我们认为我们和猩猩之间的距离比猩猩和蛇之间的更大。但从进化意义上讲，这完全是错误的。黑猩猩和巴诺布猿是我们的近亲。而我们人类是他们的近亲而大猩猩或者长臂无尾猩猩则不是。确实，三年前，由Derek Wildman率领的一批科学家在《国家科学院会议论集》中提议，黑猩猩在基因方面和人类如此相似，他们应该被归为人类。

正如所有重要的新观点一样，Garrido的提议引起了西班牙国内激烈的辩论。有些人担心这将干涉医学研究。但现在欧洲唯一使用猩猩做研究的是位于荷兰海牙的生物论理学第一研究中心。2002年，荷兰皇家科学院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黑猩猩家族并没有任何重要的研究作用。荷兰政府因而禁止将黑猩猩用于生物伦理学研究。因此，最近在欧洲并没有将猩猩用于任何医疗研究。给予他们基本权利的一个障碍就这样消失了。

有些反对意见来源于误解。承认猩猩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全部获得自由，甚至包括那些在动物园出生、喂养并无法在野外生存的猩猩。如果某只猩猩的痛苦无法被解除，为了它的利益也不排除安乐死。正如有些人无法保护自己而需要其他人做他们的保镖一样，猩猩也可以生活在人类之中。将基本权利扩展到猩猩的意义在于，他们不再是仅仅为了我们的消遣和娱乐而被拥有和使用的东西。

最后一类反对者承认赋予猩猩权利的重要性，但他们担心这些权利也会扩展到所有灵长类动物，或者所有哺乳类动物，或所有动物身上。他们也许是对的。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但这并不影响给予猩猩基本权利的益处。我们不该因为担心以后有人会劝说我们再做一次好事，现在就干脆什么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