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及科学工作者的行为从来就不是完美的。想想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吧，他声称已从他克隆的人体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结果却是这项研究却根本就是欺世盗名。黄刚被汉城国立大学解雇，他的六位合作者要么被停职要么被削减工资。

黄及其同事绝非仅有。近些年为了回应大肆宣扬和极尽诽谤之能事的丑闻，许多大学和一些国家级研究供资机构成立了“机构审查委员会”来处理违反所谓“研究伦理学”的行为。

可是，需要那些委员会吗？如果需要，他们应以怎样的态度开展工作？

从艺术家到科学家，所有脑力劳动者均过分关注荣誉的取舍。雇用、提升和奖励学术人员越来越依据“被引用的次数”—也就是在业界认可的出版物得到认可的次数。即便某人的作品受到批评，也会得到适当的加分。

只有当某人的工作值得称道时才会得到加分。但是，对加分的关注日益反映了这项工作的潜在经济价值。并且，无论人们如何界定脑力工作的卓著荣誉，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即曝光的欺骗案例不断上升。

有时，欺骗包括剽窃：肇事者将别人的工作据为己有。然而，特别是在最具竞争力的科学领域，欺骗往往表现为伪造：肇事者捏造数据。剽窃是讲堂之罪；伪造是实验室之罪。但两种情况下均未制定标准方法来确保科研诚信—或从事科研的科学工作者的正直。

对研究伦理小组潜在工作的处理进行有效简化需要考虑两种审查模式：“调查”模式和“问责”模式。调查模式假定欺骗毫无节制却往往不被人觉察，而问责模式则采用较为温和的姿态，即假定研究人员是无辜的，除非证实其确实曾有过欺骗的行为。

调查制度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科学诚信因科研与政治和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而经常遭到威胁。这种纠缠往往难以避免，特别是在生物医学研究方面。这样一来，调查者既是成本会计又是思想警察。他们对实验室进行抽样调查，以确保各种科研赞助者得到其应得报偿。

必须赋予调查者权力，可以切断对违规者的供资，也许甚至将其开除，即禁止该科学工作者将来从事诸如此类的工作或发表论文。例如，黄已丧失其研究许可，并且已被勒令五年内不可担任其他任何公职。

然而，这种制度的可靠性取决于调查者坚持科学标准的能力，这些标准真正独立于科研界内外的特殊利益。另外，调查伦理审查终于可以视为不过是学术警戒。

想想丹麦研究委员会被命名为“科学不诚实委员会”就是一个不详的预兆，该委员会是在2002年针对政治科学家布若恩·隆姆博格提出指控后成立的，隆姆博格的作品《怀疑的环境主义者》意图论证，生态学者对数据的解释进行系统歪曲，以支持其政治目的。

委员会最初认定隆姆博格犯有同样的错误，他曾经指控生态学者犯有这样的过错。然而，委员会拒绝对他的行为是遵循还是偏离所讨论领域发表意见。这使隆姆博格能够成功地对裁定进行申诉，声称委员会因政治原因迫害他，因为他最近被任命为一家大型国家环境研究所的所长。

最后，科学不诚实委员会本身被重组。回想起来，因为隆姆博格的作品受到了集中的公开审查，往往由专家在《经济学家》和《科学美国人》分别表示支持或反对，委员会可能本应拒绝这一案例。这起案例是智力成果在众所周知的“公众舆论法庭”得到公正审理并要求绝无疏漏的真正案例。

确实，隆姆博格案似乎支持了伦理审查的问责模式，该模式假定科学家通过正规的同行审查程序充分规范其自身事务。这样，科学诚信不是理解为对利益相关者（供资者、公司，或在黄案中为国家的名望声威担忧的政客）的责任，而是一种集体负责制，通过识别错误和在造成重大伤害之前纠正错误来予以维持。

问责制度是为相对罕见的案例设置的，在这种情况下，错误不知不觉地逃过了同行审查网络，对健康或环境造成一些具体损害，或造成随后认定欺骗工作有效的科研腐败。为了进行问责，问责者必须确定已造成一些损害，而且证明是由于被告人犯下过失所致。

对调查和问责制度的抵消假设反映了学术欺骗概念的模糊性。许多所谓的欺骗是研究人员利用他们并未实施的工作沽名钓誉，但这些工作方向正确并且最终由他人完成。严格说来，他们错在混淆了潜在和实际而不是真实与虚假。

确实，按今天的标准来看，伽利略和孟德尔实施了欺骗，因为他们很可能窜改数据，以满足数学公式。然而，他们依然是科学幻想家，因为其他人在其“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有效发展。诚然，在他们的事例中，没有金钱的交易，也没有生命受到威胁。或许，从研究伦理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差异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