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禁烟吗？

普林斯顿——上个月，奥巴马的医生确认，美国总统戒烟了。在第一夫人的敦促下，奥巴马于2006年决心开始戒烟，并使用尼古丁替代疗法来帮助自己。像奥巴马这样意志坚强、对美国总统宝座不懈追求终于成功的人，戒烟都花了他5年时间，那么数以亿计的人无法成功戒烟也就不足为奇了。

吸烟率在美国已有了显著下降，从1970年占总人口的40%下降到了如今的20%，但自2004年以来，烟民比例便停止了降低。时至今日，美国仍有4 600万成年人是烟民，吸烟每年会夺去443 000个美国人的生命。至于全世界，香烟销量正处于有史以来的最高值——每年要卖出6万亿支香烟，可以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打个来回。每年因吸烟丧命的人数更是达到了600万之众，比艾滋病、疟疾和交通事故加起来还要多。在中国的13亿人口中，有超过十分之一将死于吸烟。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食品和药品局（FDA）宣布将在未来五年花费6亿美元向公众宣传香烟的危害。但斯坦福大学科学史家、即将上市的重磅著作《金色大屠杀：香烟灾难的起源和摆脱办法》（Golden Holocaust: Origins of the Cigarette Catastrophe and the Case for Abolition）作者罗伯特·普罗科特（Robert Proctor）指出，将教育作为对付具有高度致瘾性和致命性物品的唯一武器是绝对不够的。

 “烟草管制政策”，普罗科特说，“太注重于公众教育，而实际上应该专注于取消烟草制品。”他指出，我们并没有只是教育父母不要给几个月大的孩子玩含有含铅涂料的玩具了事；而是禁止使用含铅涂料。类似地，当沙利度胺（thalidomide）被发现可能造成重大先天缺陷时，我们也没有仅仅教育一下妇女不要在怀孕期间使用该药物就算完成任务了。

普罗科特呼吁FDA动用其监管香烟烟雾成分的新权力做两件事。首先，因为香烟被设计为一种致瘾产品，FDA应该限制香烟中尼古丁的含量，使其不高于致瘾量。这样一来，想戒烟的烟民就更容易达到目的了。

其次，FDA应该以史为鉴。以前，人们在吸第一口烟时不会把香烟烟雾吸入；但那是19世纪的老黄历了，此后，新的烟叶晾晒法降低了烟雾碱性。这一悲剧性的发现导致了1.5亿人的死亡，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死亡人数还会无限膨胀。因此，FDA应该要求加强烟草的碱性，以使烟雾更难吸入，从而阻止烟雾进入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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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特的书将于1月份出版，书中有大量篇幅基于烟草业诉讼档案。在网上可以找到7 000万页烟草行业档案。

这些档案显示，早在20世纪40年代，烟草业就找到了吸烟致癌的证据。但是，1953年，美国大烟草公司巨头们开会做出了一个集体决定，否认香烟具有危害性。接着，当吸烟致癌的科学证据被公之于众后，烟草业又试图给人们造成科学结论不具有决定性的印象，正如如今否认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者故意扭曲科学结论那样。

普罗科特指出，烟草，而不是枪炮和炸弹，才是文明时代最具致命的利器。如果我们想拯救生命、改善健康，那么没有比对烟草销售实行国际禁止更现成、更有效的了。（在世界范围内消除极端贫困是唯一能够拯救更多生命的策略，但要比国际禁烟难以实现多了。）

对于那些认为国家有权禁止大麻和摇头丸之类的娱乐毒品的人来说，禁烟应该也不难接受。烟草所杀害的生命可比毒品多多了。

有人指出，只要毒品只伤害自己选择吸毒之人，那么国家就应该让人们自己做出选择，将职能限于确保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选择的危害性。但烟草与毒品不同，因为吸二手烟同样会造成伤害，特别是成年人在家中吸烟会伤害年幼的孩子。

撇开烟民给不吸烟者造成的伤害不谈，在香烟之类致瘾药物问题上的自由选择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若是考虑到大部分烟民在十来岁就染上烟瘾并在日后试图戒烟，自由选择就更加说不通了。将香烟的尼古丁含量限制在致瘾量以下也许是皆大欢喜的选择。

维持现状的另一大理由是禁烟可能会引起类似美国禁酒令期间的乱象。也就是说，与禁酒类似，禁烟将会给有组织犯罪带来滚滚财源，加重执法机关的腐化，而对减少吸烟收效甚微。

但这样的类比并不恰当。毕竟，许多烟民是乐于见到香烟被禁的，因为他们和奥巴马一样都想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