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救世

我们究竟亏欠我们的千秋万代什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降低我们的后代和这个星球将来所要面临的来自于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风险？

几乎每一个人—除了埃克森美孚和美国副总统切尼之流和他们御用的、备受蛊惑的奴仆—都明白当人类燃烧碳氢化合物时，二氧化碳就散发到空气中，形成一张巨氅，并吸收来自地面的红外辐射从而使地球变暖。

同样，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虽然全球变暖可能是一个比现有模型所展示的更大或更小的问题，但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借口。实际上，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应该促使我们对它比对主流的预测更加保持警惕。

最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政府、非营利性机构和能源公司应该在开发产生非碳排放电能、将碳从空气中去除并转移到森林和海洋以及通过反射更多照射到地球上的阳光从而为其降温的技术方面投入更多。

很明显，世界上的富国应该承担应对未来世代气候变化的重担。毕竟，它们可以走一条容易的、排放密集型的道路实现工业化、聚敛财富。今天，中国、印度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却不能，而为此惩罚它们则是不公平的。

因此，现在就到了我们建设，而不是干扰和妨碍各种国际机构来管理我们对未来岁月里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回应的时候了。但是，我们还应该在目前和未来十年做其它的一些什么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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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习惯以价格来考虑事情。当经济学家们看到某种行为有着破坏性的副作用时，就喜欢对其征税。税收使个人通过钱包感受到他们正造成的破坏。比如，对那些驾驶低里程数SUV的人征税就是利用人类的集体智慧来决定何时不良的副作用会成为我们改变行为的原因。

但这样的税收必须是恰当的。一辆在城市里行驶十英里的SUV会燃烧一加仑的汽油并向空气中排放约三公克的碳。那么额外的“全球变暖”税到底应该是0.05美金、0.5美金还是1.5美金一加仑呢？我们的观点会随着我们认知的加深而变化，但现在该税收的额度是基于一个道德问题：我们自认为究竟亏欠我们的子孙后代多少钱呢？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John Quiggin在他的网站上 （http://johnquiggin.com ）有一段令人耳目一新的探讨，其结论是将税额定为每加仑0.5美金，因为他预测今天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支出是着眼未来的一笔好的投资。假设全球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为2%，如果以2006年的购买力计算，2100年的世界比现在要富500美金，那么我们今天的一笔用于减少碳排放的约70美金的支出就非常明智。

而另一方面，批评家们指出今天的世界是贫穷的：年平均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是约7000美金。我们期望技术的进步及其扩展以2%的年增长率使2100年的世界比现在富裕得多：以2006年的购买力计算达到5万美金。因此，批评家们认为比起2100年更为富裕的人们对于未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而获得的500美金的需求度而言，今天的我们更需要这人均70美金。

但批评家们常常不会言明的是，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当今世界。美国、日本和西欧的人均年收入约4万美金，而世界上另一半较贫穷的人口的人均年收入则少于6000美金。那么，说我们今天对70美金的需求度大于2100年的人们对500美金额外收入的需求度的这一逻辑就意味着只要向第一世界征收的每一笔500美金的额外税收都能为穷国增加至少70美金的人均收入，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世界上的富国征收更多的税。

简言之，如果世界上的富人对比我们富裕得多的子孙后代表现吝啬，并且如果我们想要让他们来为我们留下的环境烂摊子买单，我们就应该对世界上的穷人出手阔绰一点。同理，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上的穷人吝啬，那么就应该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大方。

至少，如果我们的行动是基于某些道德原则，那么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像Leonid Brezhnev所说的：我们要守住我们拥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