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巴基斯坦和总统穆沙拉夫的前景因为贝·布托的遇刺而变得不确定起来，人们开始联想起1979年发生在伊朗的国王被驱赶下台和伊斯兰革命。又一次，一个“亲美”的独裁者似乎正在快速地失去他对权力的控制，而他的美国盟友只是半心半意地站在他的一边。自由主义精英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对抗独裁者，相信他们的国家已经准备好迎接世俗民主。

1979年带给我们的一个明显的教训是美国不明智地把它与伊朗的战略关系完全放在一个不受欢迎的独裁者身上。于是当他的政权垮台时，美国实现在该地区的利益的能力也失去了。

但是伊朗革命还给巴基斯坦的自由主义者提供了另一个教训：因为一心想要驱逐国王，伊朗的知识分子妄想他们这个阶层和他们的潜力能够通过一次突如其来的政治骚乱最终走向胜利。当国王下台后，愿意为他们的事业斗争甚至死亡的激进的少数派吞噬了“温和的多数派”，在短时间内建立了伊斯兰主义的统治。

当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伊朗与现在的巴基斯坦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别。伊朗缺乏独立的司法系统、基本的新闻自由以及由平民组成的社会团体。而这些现在的巴基斯坦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更为重要的是，伊朗的什叶派教徒拥有良好的组织，并且在政治上很活跃，而巴基斯坦的逊尼派教徒却不是这样。事实上，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主义党派在选举中的得票率从来没有超过12%。

不过，如果我们认为巴基斯坦与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主义潜流完全绝缘那就错了。大约有40%的巴基斯坦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有一半的人口是文盲，而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当中，许多人是在由瓦哈比教派资助的伊斯兰学校里上的学。各种民意测验一再显示了巴基斯坦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对本·拉登抱有好感、憎恨美国并且认为应该优先实施伊斯兰教教法。

一位巴基斯坦的知识分子曾经坦率地跟我说：“我担心伊斯兰主义者在巴基斯坦选举中的低得票率更多地是因为他们缺少一个令人信服、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也就是巴基斯坦的纳斯鲁拉，而不是因为他发出的号令没有得到共鸣。”在1978年以前还很少有伊朗人听说过霍梅尼，但是不久以后在他的号令下有数百万人跟从了他。

军队的强大保障使人们相信巴基斯坦不会走上伊朗的道路。但是尽管军官团也许是世俗统治的忠实守卫者，基层士兵才真正反映了巴基斯坦社会的心声。当伊斯兰主义者在政治上的觉醒变得强烈起来时，我们并不敢保证军队的效忠。在伊朗，除开那些高级指挥官，他们不是被杀就是逃到了国外，国王强大并且忠诚可靠的世俗军队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倒向了霍梅尼的革命政府。

这并不是说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主义者即将走上复兴之路，或者巴基斯坦人必须在一个不受欢迎的独裁者和一个塔利班式的政府之间做出选择。恰恰相反，巴基斯坦的自由主义者勇敢地鼓动民主、法治以及要求穆沙拉夫负起责任，后者的总统位置似乎还没有得到稳固。但是他们应该从伊朗的革命中吸取教训，即他们采用什么方式来鼓动政治改革将是与他们希望取得怎样的政治结果直接相关的。

贝·布托去世后国内的情绪非常激动。有50多个人死于骚乱，而她的党派以及前总理谢里夫的党派正在计划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以便把穆沙拉夫政府赶下台。但是愤怒、报复和骚乱的政治不会带来贝·布托曾经希望出现的平稳和多元化的民主。因为穆沙拉夫压制民主以及没有给贝·布托提供足够的安全保卫而希望对他进行报复只会给巴基斯坦自由主义者寻求消除过激立场的政治环境煽风点火。

不仅是伊朗，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历史都表明了伊斯兰主义者往往是在政治骚乱和暴力活动中兴盛起来的。同样地在巴基斯坦，寄希望于这个国家赞成民主的律师、知识分子和学生会在动乱和对街头政治潜在的大屠杀中最终走向胜利是很危险的。

正如约翰·林伯特，知识渊博的伊朗学者和退休美国外交官（曾在伊朗作为人质被关押了444天），对1979年伊朗革命的反思：“我们有着自由主义思想的伊朗朋友在政治骚乱中被证明是那样地无助……他们可以写一些辛辣的社论”，但是却缺乏勇气“投掷硫酸、殴打反对者、组织街头团伙……以及使用暴力来赢得”政治地位的上升。

巴基斯坦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国家不会被伊斯兰主义者掌握权力也许是对的。但是这种代价太高昂而不会使这个国家免受伤害，而政治伊斯兰的风暴是很难预测的。

1978年，伊朗的自由主义者决意采用一切手段把国王赶下台。但是他们没能创造出一个有利于伊朗式的甘地站出来的环境，而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把霍梅尼推向了权力的中心，迎来了一个比他们帮助推翻的政权更加令人难以容忍的神权统治政权。三十年后，数百万受到惩罚的伊朗人希望他们能够在那些鲁莽的年代里有不同的表现；而他们的巴基斯坦同胞应该明智地听取他们的事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