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发出了两个危险的信号。其一是俄国重新确立了在欧洲的“利益范围”，在所谓的利益范围之内，国家不能再自由地追求各自的目标，除非事先得到莫斯科的同意。再有就是北约成员国可以随心所欲地要挟自己的同伴，迫使他们支持自己狭隘的目的。

第一个危险信号的标志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为之努力的“成员国行动计划”（MAP）遭到了否决。以德国和法国为首的几个重量级欧洲国家投下了反对票，尽管该计划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也无济于事。

第二个危险信号是希腊成功地否决了马其顿的欧盟成员资格，这一行动反映了这两个国家在马其顿命名问题上至今悬而未决的分歧（希腊坚持要求将马其顿命名为前南马其顿共和国）——FYROM——这样一个称谓称得上是困扰当今国际政治的最有失体面的缩写名词）。

关于马其顿的纷争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南斯拉夫分裂成了若干独立的国家。希腊强烈地反对这个小而又小的北方邻居——这个国家只有区区两百万人口——反对它以马其顿的名字命名并在自己的旗帜和纹章中使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标志。曾几何时马其顿同意设计一面去掉上述标志的新国旗，并同时修改宪法明确自己对希腊没有领土要求，但是却一口回绝了由自己的大国邻居所提出的这个拗口的名字。

于是就产生了现在这样的状况：那就是希腊阻止马其顿实现自己的民族愿望，除非马其顿选择一个能不让希腊人由于来自北方的入侵而战栗的名字。这听上去有些可笑，但这场冲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常被人忽略的层面：那就是希腊的所作所为显示出其对北约伙伴信心的缺失。如果马其顿加入北约，那么任何破坏地区稳定的冒险政策都会在实行过程中遭到阻止。如果希腊人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同伴必须让他们知道：他们要为自己的阻碍行为付出代价。

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问题则要严重得多。在某种意义上，俄国与希腊存在类似的问题，那就是声称北约的扩张威胁到了自己的安全利益。这纯属胡说八道，这一点俄国也非常清楚。但克里姆林发现像被宠坏的孩子那样行事对自己有利：那就是能够攫取到影响前苏联国家发展的权利。换句话讲，就是俄国被允许重新划定自己的“利益范围”——而“利益范围”的理念本该由“自由欧洲整体”的概念所代替。在共产主义崩溃的时候，欧洲似乎就应该已经实现了这样的目标。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1989年并不是历史的结束。我们并非没有可能重演昨天的历史。

欧洲“成员国行动计划”的反对者提出无论乌克兰还是格鲁吉亚都不具备加入北约的资格。据说存在着有关它们国家统一的太多问题，以及太多的内部冲突，而它们的政治和司法改革记录似乎很令人怀疑。

可是“成员国行动计划”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国家自动获得了北约成员国资格。事实恰恰相反，成员国行动计划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两个国家都需要回答许多很难回答的问题，并说服其他国家它们能够在获准加入北约之前经受住北约民主标准的检验。

因此，开始这样一个过程同样也符合俄国的利益。俄国对上述两国生活的大量讲俄语的少数民族命运的担忧不无道理，而这些担忧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其纳入成员国行动计划的整体框架，而在上述框架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少数民族待遇方面的严格规定成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行为的标尺。事实上，成员国行动计划能够确保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境内的俄国少数民族得到保护——这几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现在都已经成了北约的成员。

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欧洲缺乏制定对俄国统一立场的政治意愿。这致使俄国采取一种典型的“分而制之”策略，诱使某些欧洲大国与之签订双边协议——特别是能源问题上的双边协议——从而预先排除了欧盟制定共同立场的可能性。

这一事实令人悲叹——对俄国和欧洲人来讲莫不如此——因为它增强了莫斯科那些追求国家自尊心而不是国家利益者的能力，同时也削弱了制定真正的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