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欣欣向荣的世界经济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快速成长。然而这却并没有减轻消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收入方面的巨大差异的压力。这种差异主导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全球辩论。

国际间的不平等在三十年前就已非常严重，而自那以后情况就更加恶化了。这一趋势最令人揪心的特点就是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出现的许多（国家）“增长崩溃”。只有少数发展中经济体（东亚、印度）能够保持高经济增长率。

但现在又有另一种国际收入分化的情况需要我们加以注意。自从198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正如最近的一份联合国报告《2006世界经济和社会调查》中所揭示的，这种“双分化”给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增长给出了四个关键性的教训。

首先，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成败表现出时间和空间上的集中性。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不仅仅依靠其国内的经济政策—而这一点正是近几十年关于经济发展的争论焦点。它还依赖于不受某一国控制的其他因素：全球经济气候和地区经济环境。的确，某些发展中地区近期的经济繁荣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虽然在工业国家推进技术前沿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真正重要的是转变生产和出口的结构，特别是通过将资源分配到生产力水平更高的活动中的方式。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是通过创造新活动，强化国内的经济联系并创造新的国家技术能力来使国内生产多元化的能力。

建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是多元化成功的关键。相反，限制工业化和非正规服务活动增长的集中被证明是失败的原因。近几十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悲哀经历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融入世界市场的方式也在经济多元化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为切入点融入世界市场的国家在经济表现上要优于在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方面见长的国家。

但出口并不是唯一的关键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出口行业和国内其它产业的联系。纯矿产资源开采以及保税加工型生产（ maquila -type manufacturing）--常见于墨西哥和中美洲—几乎不能引发国内产业部门的需求，因此其增长作用非常有限。一种成功的出口战略不在于相关国家的出口量有多大，而在于出口产品的结构和出口部门与国内其它经济活动的整合方式。

外国直接投资（FDI）也是如此。从FDI中受益最多的国家是那些国内的企业和机构也能从中受益的国家，也就是说是那些具备必要的吸收能力的国家。

第三，宏观经济稳定性、投资和增长是相辅相成的。但保持稳定不仅包括保持低通胀，还包括更为关键的，避免经济活动的大幅波动、外部不平衡和金融危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冲击日渐增多的世界，以消除商业周期为目的的宏观经济政策（即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然而在近几十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得更加“亲周期”，从而更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和商品价格的易变性。亲周期的财政调整往往会促使短期性的经济政策出台，从而限制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方面的长期投资，最终制约经济增长。

通过改善治理并强化税基，对最为贫穷的国家而言通过以国家预算的方式实现额外的稳定官方发展援助(ODA)可以创造更多的财政空间。的确，当ODA不由地缘政治决定时，它对长期经济增长会产生强大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因为它支持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发展的投资。

最后，制度改革所包括的不仅是创造市场和保障产权。它还包括创建市场健康运行所必需的监管和制度框架，提供必要的公共商品并确保规则的公平。然而制度的重大改革却可能会是弊大于利。如果细微和渐进的制度改良能被公众视为长远有效改革的一部分，那么它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开始缩小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而又不至于破坏全球发展的前景呢？我们需要用真正以发展为导向的国家贸易规则来保持一种稳定的、增长中的世界经济。这些规则正是当前（令人沮丧的）贸易谈判的殷切期望。这还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创造“供应能力”来匹配。而要创造这种能力就需要我们有鼓励结构转型的生产和贸易政策。

我们还必须为反周期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开放更多的空间，不再将价格稳定性作为一个终极目标，而是将其作为实现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我们还应该确保持续水平的公共支出，以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进行必要的投资。同时我们还要增加穷国从国家预算渠道而来的官方发展援助。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推动渐进的、本土化并因国而异的制度改革。

通过实行一种积极而灵活的，在国际合作和确保发展中国家有适当“政策空间”的规则支持下的国内发展议程，我们能够减缓全球收入不平等。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条鸿沟，那么我们就能跃升到一种形式更好、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