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一直宣扬其“脱贫世界”之梦。同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可以说想要“一个摆脱金融危机的世界”。这些都是重要而又艰巨的目标，但是对于二十一世纪而言它们又太过狭隘。布雷顿森林体系如果想要维持实际价值，就必须完全适应于世界快速兴起国家的需求。它们可以从今年春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会议上开始这一进程。

正如许多人现在所承认的那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放眼管理金融危机之外，开始处理非合作的经济行为，特别是在货币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联合监管中心和世界富国、穷国以及新兴国家的常设对话中心，国际社会将会因此受益匪浅。但是为实现这一目标，后面的二者必须要有更大的发言权。

幸运的是，这样的改革最终被提上议事日程。去年秋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议批准提高某些最没有代表权的新兴经济体的投票配额，它们是中国、墨西哥、韩国以及土耳其。第二轮调整将需要其他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参与其中，同时又不压制最贫穷国家的声音。

对于世界银行而言，它并不需要自我“重新定位”才像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援助产业那样将自身扎根于新兴国家之中。国际社会必须抵制撤出中等收入国家的短视呼吁。这些呼吁的理由是它们现在可以“单干”。

在全球管治、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或者生物多样性的威胁等问题上，这些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自喻。它们有44%携带艾滋病毒的人口，47%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全球52%的受保护的自然区域。国际社会根本无法在不威胁自身未来的情况下让它们在这些关键性问题上自我承担。

与贫困斗争是一项没有商量余地的目标。但是它并不能成为国际援助和世界银行的唯一目标。实际上，切实致力于减低贫困意味着与这些国家合作。它们拥有70%每天靠不到两美元生活的人口，这些人面临大量的失业、急剧的不平等、缺乏基础设施、地区不平衡以及一大堆其他挑战。

某些评论家说，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可以在金融市场筹款，因此把钱借给它们已经不再必要。确实，在全球自由化以及这些国家的私有化规划浪潮后，私有资本流动大幅度上升。但是，正如九十年代末期亚洲和俄国的金融危机以及最近投资者从基础设施部门抽身等事件所展示的那样，私有资本流动波动巨大，而且容易突然间中断。

反对公共借款的另一个怀疑理由是，这会排挤私人投资。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了公共投资对于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这表明，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之间是互通有无而非相互取代的关系。

抨击者们最终回到这一说法，就是向中等收入国家提供多边贷款随着需求的降低而降低。但是，尽管从上一次金融危机以来贷款数量下降了三分之一，这只不过是回归正常水平。在对像韩国或阿根廷等国创记录的紧急援助后，贷款回到了正常的250亿美元左右。尽管世界银行的贷款下降到九十年代中期水平以下，现在又开始增长，反映出地区性多边银行的扩张以及政策钟摆正在摇回到公众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上。

这并不意味着一切正常对于世界银行来说就是很好。其产品应当适应形势。许多新兴经济体正在非集权化，非中央当局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世界银行应当能够在没有中央政权担保的情况下与它们合作，并增加用当地货币提供的贷款，这是因为这些合作伙伴无法承受货币风险。为了进一步让私营部门挤身其中，保险和担保可以提供帮助。除了这些，还需要更多的金融工程来发挥金融市场的创造力。

最后，正如世界银行前任副总裁德菲朗迪所言，世界银行应当扩大其知识界的合作伙伴关系，接触受过高等培训的专业人士、咨询公司以及新兴国家中拥有的研究机构。世界银行如果想要被中等收入国家所接受并有所实际价值，就必须对当地的发明开放。

在购买力水平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依然只是发达国家的15%。现在还不是握手道别的时候。汇聚正在发生，但是将其全球性代价降低到最低要求重新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来满足新兴国家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