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融的恐惧正与日俱增。对那些拿着高薪在电脑前不知所谓地忙活的人的不信任感十分普遍。纸上谈兵的比从事生产的赚得多；投机者比经理人赚得多；交易员比企业家赚得多；套利者比积累者赚得多；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原因是金融市场比国家更强大。

一般民意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公平的。正如弗兰克林•罗斯福所说，我们必须将这些“钱商”从他们“在我们文明圣殿里的宝座上”推下来。我们必须“重建古老的真理”，即培植、制造和发明事物的工作应该比金融家们所做的享有更高的地位、更大的荣誉和更好的报酬。

当然，现代全球金融着实让人恐惧。其规模令人震撼：今年的并购交易总额超过了4万亿美元。可交易和（理论上的）流动性金融资产在今年年底可能达到160万亿美元，而全球的年度GDP却只有50万亿美元。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近测算认为当今全世界的金融资产比全世界GDP高三倍多—三倍于1980年的比率（二战后的全球金融资产总值只比全球GDP高三分之二）。还有一些巨大而令人费解的数字：300万亿美元的“衍生”证券；其中3万亿美元由12000个“对冲基金”管理；每年有1.2万亿美元以“私募股权”的形式存在。

但在我们现代全球金融体系中有些重要的东西被创造出来，它们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想想今年总值4万亿美元的并购吧。各个公司收购并剥离分支或部门希望获得协同效应、市场实力或是更好的管理。

相对于其资产在并购前的价值，资产的出售方会获得约8000亿美元的收益。收购方公司的股东则会损失约3000亿美元的市值，那是因为市场将收购理解为这样的信号，即：经理人们都是好大喜功、我行我素的野心家而不是为投资者创造最大化收益的、目光严峻的托管人。这3000亿美元是成长性公司的股东甘愿为精力充沛的公司管理者所支付的税（或者也可能是他们不得不支付的税）。

约5000亿美元的全球市值收益从何而来？我们不得而知。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一些公司的垄断实力增长损害消费者而使股东得益；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更佳的管理和更合理的规模经营所带来的效益提升；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那些借公司出名的好大喜功者的超额支付。

如果以上三个因素每个都代表了净收益的三分之一，那么我们就能有以下的几个结论。首先，一旦我们不只把目光局限在金融部门的交易中，那么就会发现这一块交易对全球的影响是以增加的真实股东价值的形式出现的约3400亿美元的收益。而这种增长来自于更高的预期未来收益。1700亿美元的损失是由未来的真实薪资造成的，因为普通消费者会发现他们将为拥有更大市场实力的公司支付更高的利润边际。因此2007年的净收益就是1700亿美元的增加社会价值，占全球GDP的0.3%，相当于700万个工人的平均总产值。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对这些努力工作的并购技师们心存感激，虽然他们收入不菲：管理不善或经营低效的公司从更有实力并有能力获得融资的公司那里受到压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将股东民主作为唯一的公司控制系统。

第二个结论是毛收益—付给赢家的费用、交易盈利和资本收益（可能是今年并购总值中的8000亿美元）--大大超过1700美元的可能净收益。各国政府要发挥非常重要的教育、劝告和监管的作用：人们应该了解风险和概率，因为他们可能成为为那6300亿美元买单的失败者。但到目前为止似乎还很少有人明白这个道理。

最后，金融素来就对稳定的、高利润边际的垄断和寡头垄断感兴趣，而公众则青睐低利润边际的竞争性市场。你对政府反垄断政策在抵销并购带来的垄断实力增加方面的作用越怀疑，就越应该寻求其它渠道的抵销力量—也就是累进所得税制—来抵销收入不平等的急剧拉大。

十八世纪的重农主义者认为只有农民是具有生产力的，而其它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地骗取农民应得的份额。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工厂工人也持同样的观点。

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让我们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以使其不会损害外部投资人的利益。但我们也不应该错误地对金融怀有过度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