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巴黎——如今在欧洲的西部，就是那个被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不怀好意地定义为“旧欧洲”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都正深陷于政治困境当中——当然，英国的新联合政府可能暂时来说是个例外。在那些欧盟大国内部，领导人——包括法国的萨科齐、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德国的默克尔以及西班牙的扎帕特罗——的民众支持率都惨不忍睹，在25%甚至更低处苦苦挣扎。

无论你追随萨科齐这样的保守派，还是默克尔这样基督教民主党人，或是奉行贝鲁斯科尼式的右翼民粹路线，又或是扎帕特罗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只要你在欧洲当政，那就无一例外会陷入麻烦当中——政治立场似乎都无关紧要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经济危机似乎是最明显的解释，但或许也明显得有点让人信不过了。

就在两年前，当美国地产泡沫爆破的冲击波及欧洲之时，上述几位领导人都做出了积极反应，博得了民众一片叫好之声。但奇怪的是，金融危机的早期影响似乎对保守派和力挺市场的领导人有利——因为他们看上去似乎更能挽救经济——而对社会主义者没什么好处。

时至今日，情况又调转了过来。社会主义正在整个欧洲兴起（至少民测试结果是这么显示的），而右翼民粹主义已经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形成以了一股足以影响选举的力量。

经济停滞的状况似乎无穷无尽。就业机会稀少，人们的未来一片黯淡。希腊危机为整个欧元区蒙上了一层黑纱。人们对欧元这个共同货币的质疑声此起彼伏。甚至有人暗中建议说各国应该用回本国原有的货币——这无疑只会令情况变得更加一塌糊涂，因为欧盟各国其实都背负着欧元债务，退出欧元区只能增加他们的负债程度。

而令这种凄苦无比的经济状况更加黯淡的则是领导人的无能，他们无法向选民说明白：究竟已经发生了什么，又正在发生着什么。事实上，我认为这就是导致他们支持率下滑的重大原因。欧洲的领导人似乎搞不清自己究竟该往何处“领导”，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清未来，不知该往何处去。

让我们看看欧元的现状：面对无处不在的质疑，迄今为止都没有任何一位政府首脑能拿出一套条理分明的理论来为欧元区辩护。再看看公共支出方面：所有欧洲领导人肯定都希望减少政府支出，但同样也是这帮领导人，包括据说一向是对预算卡得很紧的默克尔，都曾在一年多前声称扩大公共支出是一条“凯恩斯式”的摆脱危机之路。

这种180度的转向从何而来？欧洲公众发现：在2008~2009年间为了预防更大危机而推行的财政刺激计划非但没有制造更多就业，反而加重了债务。而政治家们最讨厌为过去的失误认错了。因此很显然，他们也无法为当下宣布的开支缩减找到新的理由。

当欧洲领导人们无法将孤立的“改革”——比如更低的公共赤字——和任何综合性的经济宏观理念联系起来之时，情况就更加无法收拾了。其中一个绝佳的例子就是萨科齐将法国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的举措。工会组织对此激烈反对，毕竟这是他们的责任。而大部分民众只是不明白：提高退休年龄究竟和危机有什么关系啊？

而事实上，政治家们（卡梅隆的英国联合政府暂时除外）都不愿意坦白承认：西欧当前的困境其实是跟美国引发的全球衰退截然不同的。普通欧洲人正逐渐意识到“老欧洲”正陷入一场福利国家所独有的，难以解决的严重危机。

那些慷慨的退休金，失业补偿，健康保障以及所有令西欧变成人间乐园的社会政策，其实都是在西欧经济和人口迅猛增长时建立的。到如今，在持续整整一代人的经济和人口停滞之后，只能靠发行公共债务来支撑这些福利国家了。全球危机动荡下的金融市场已经无法再支撑这种“波将金”式——当年俄国女皇的情夫波将金为了向女皇展示自己的富足，特地建起了一批富丽堂皇的假村庄，因此得名——的景象，而那些福利待遇也变成了赤字支撑下的假象而已。

而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领导人需要有一种丘吉尔式的作风。这需要清楚地解释为什么欧元依然是防止通货膨胀这种最危险的社会危机的最佳工具；为什么政府刺激计划起不了作用且未能提供可持续增长；还有就是为什么必须在福利和经济增长动力之间——就是更少的公共债务和更多的私人投资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平衡。

这样一套论述如果能解释明白的话，将被民众所理解，即便不能说服所有人，也将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至少它将为政治家们的行动带来条理性，而那些反对这种欧洲新平衡的探索的人——大部分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将必须找到理由去说服他们自己。

那么，这么一个条理分明的宏观理念是否会为欧洲领导人赢得更多的支持？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但这注定将为他们带来赢得更多的政治合法性，即便是他们的对手，也不得不对此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