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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移民挑战

伦敦—欧洲面临着移民困境。主流政客囿于“恐外症”党派的要挟,不得不用反移民口号来取悦忧心忡忡的公众,而外国出生的公民则在学校、城市和工作单位日益受到边缘化。然而,尽管欧洲大陆很多国家面临着高失业,大量雇主却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员工。工程师、医生和护士均存在供给不足,农场工人和健康护理师也是如此。欧洲的企业家也总是处于不足的状态,而他们的新思想正是驱动经济和创造就业的动力。

流行的质疑移民的观点并不是一无是处。许多社区确实被极化了,无怪乎欧洲人会对此忧心不已。但把这一现象归咎于移民并不正确,只能让问题扩大化。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

我们没有承担起责任来,这使得移民成了一系列与他们不相关问题的替罪羊。全球经济危机、关乎欧洲存亡的政治争论以及新兴势力的崛起所造成的持久的不安全感总是被说成是移民的结果。这样说不仅不公正,还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原本应该专注于构想解决真正问题的办法的。

欧洲各国最终必须如实承认,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样,它们也是移民国家。在不少欧洲国家(包括西班牙、英国、德国、荷兰和希腊),外国出生居民比重与美国不相上下。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没有投入足够的投资让新来者融入到我们的学校和工作单位中去。我们也没有改革我们的公共机构,让它们变得更包容、更能响应多元化社会。问题不在于多少新移民被欧盟接受,而在于承认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性质和组成。

这既讽刺,又危险——欧洲的反移民情绪在全球结构性变迁为移民流带来基础性变化的当口达到了最高峰。最重要的转变是新吸引力极(poles of attraction)的出现。企业家、拥有博士学位的移民以及纯粹为了改善生活的移民正在涌向巴西、南非、印尼、墨西哥、中国和印度。在未来十年中,移民增长的大头将出现在南方。西方不再是迦南乐土,欧洲的全球竞争力也将因此蒙上一层阴影。

欧洲人口老龄化是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现象。工作人口数量将出现大幅下降,到本世纪中叶将减少近三分之一,这将对欧洲的社会模式、城市的存亡、创新和竞争力以及(随着老人越来越依赖年轻人)代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历史表明,欢迎新公民能量和活力的国家最能获得最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欧洲却在反其道而行之——收紧边境线。

但欧洲并不是不可救药。欧洲之所以落得如此田地,是拜不作为和短视决策的综合作用所赐。这意味着欧洲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事实上,某些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希望之光。

比如瑞典。瑞典已经修改了移民政策,允许雇主为所需要的移民员工争取身份(该政策包括一项保护措施,优先对待瑞典人和欧盟公民)。在理性时期,这类改革会让欧洲钦羡不已,特别是考虑到瑞典经济在欧洲本来就属于韧性较强的。这些政策显然已经引起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注意,它们准备模仿瑞典的做法。

在融合移民方面也有不少创新。不少方案(尽管力度不大)鼓励有移民背景者申请警察、消防队、媒体和其他公共部门的职位。这些措施也对公共机构的迫切需要有所响应,这些机构与它们所服务的人群看上去颇为相似。

还有很多工具可以用来增进融合。我们都清楚早期儿童教育的重要性,知道什么样的教育计划可以填补移民儿童和土著儿童之间的差异。我们也明白融合过程中找到工作的重要性,知道怎样更好地识别移民的技能,知道怎样为他们提供正确的语言培训,知道怎样克服招聘中的歧视。

但是,尽管我们知道如何做,但如今还需要更多的政治意愿来实行。好消息是,如果我们可以处理好融合问题,就有很大机会推动公众支持更加开放的移民政策。

同样重要的是移民的国际合作问题。去年阿拉伯革命期间,欧盟坐失一次团结地中海两岸的良机。欧洲没有向年轻学生、企业家和其他北非人敞开大门。如今,欧盟正在付出更大的努力包容南面的邻居。潜在机会包括自由贸易协定、放松大学留学生的签证要求、临时性务工项目以及吸引企业家的激励。

在移民问题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枪匹马解决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际环境也可能在未来多年内不利于移民。我们能够取得多少进步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够打破关于移民的流言。

移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我们必须鞭策自己设计出适应新现实的制度和方法。如果能够成功,人力流动将成为21世纪的优良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