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足球比赛¾至少是那些必须决出胜负的比赛¾在120分钟内踢成平局的时候，必须依靠互罚点球来决定胜负，本届世界杯让我们见识了点球大战的戏剧性。点球决胜靠的是单个球员之间的竞争，罚进点球的人成为英雄，罚失点球的人则陷入痛苦，虽然这与足球项目的集体性质有些格格不入，但却被公认为打破僵局不可或缺的方法。但是在理想状况下本应 总能 分出胜负的选举，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一种机制。

近年来为数不少的选举都以接近僵局的结果而告终。墨西哥总统大选不过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就在几周前，捷克共和国大选彻底走进了死胡同，左翼和右翼各获得了下议院的100个席位，谁都不知应当如何解决。在意大利，一条奇怪的规则规定比对方多得几票的群体可以额外得到下议院几十个议席的奖励。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的政府必须在参议院表演尖刀上的舞蹈。

近期还有很多其他例子，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也许就是2000年美国的总统选举。为什么突然之间，我们在民主选举中的结果变得如此相近？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此相近的结果对政府的合法性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回答第一个问题最为困难。在职业观察家看来，民主国家的选民在各阶层或其他类似群体中的分布还远没有均匀到导致政治僵局的地步。恰恰相反，选民比其他任何事物更加变化无常，选民们的偏好总是随着一次次民意调查不断发生变化。当然，变化是他们所期望的¾如此而已。

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与政治有关的意识形态在普通民众中发生了回潮。但今天，候选人在执政方式上的分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剧烈¾各党派积极分子的矛盾变得更加不可调和。

拉丁美洲显然属于这样的情况，左翼民粹主义风潮席卷了那里的许多国家。欧洲几个国家的左翼和右翼同样泾渭分明，尽管还没有发展到像拉美国家那样相互格格不入的地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班牙和意大利¾尽管不是波兰和捷克¾某种程度上正在向左翼靠拢。

但真正的问题却没有那么简单。民主政体日益严重的四分五裂既反映出选民群体在稍纵即逝的情感驱使下的困惑不解，又反映出政治积极分子的存在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这些人通常只关注一些狭隘的事务，利用选民的变化无常来达到自己所设定的目标。

那么当分裂演变成僵局的时候，我们能够采取哪些实际的措施？方案之一是像当今德国一样组成大联合政府。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s)和社会民主党如此迅速地(Social Democratic party)摒弃了各自在选举中的承诺，一致通过了增税计划，这着实令人感到惊诧不已。你可以质疑这样能否提高公众对于政治的信任度，但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样的举措已经奏效。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把获得险胜的多数派转化为单方面执政的政府，并确保其奉行温和主义的政策。这样的一幕在意大利已经上演，捷克共和国也有可能走上同样的道路。另一方面，拉美国家中流行着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只要取得50.1%的公众选票，那么即便无法发起一场翻天覆地的政策革命，一场情感上的革命恐怕也在所难免。

这样做会给政府和政治机构的合法性带来什么影响？只要涉险过关的多数党派掌权后奉行温和主义的政策，其合法性就可能受到变幻无常、而非四分五裂的选民们的欣然认可。

恰恰相反，大联盟政府从长远的角度看很容易引发对体制的疑虑，为极端主义团体的不断发展制造温床。取得险胜的执政者上台后奉行极端主义政策也会造成类似的后果。有人说乔治·W·布什在美国已经贯彻了这样的做法，很多人害怕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opéz Obrador）会领导墨西哥追随布什的后尘。但只要这些领导人尊重民主宪法制度，他们就不会走得太远，下一届选举会把他们赶下宝座。在并未四分五裂的选民中大耍分离主义的把戏不可能取得永久的成功。

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以微弱优势获胜的极端主义分子妄图颠覆民主宪法，创造新的独裁时代，举棋不定的选民是否能够奋起反击。欧洲目前还不存在这样的风险。无论是多么心不甘情不愿，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最终还是承认了自己差之毫厘的失利，匈牙利的欧邦(Viktor ORBAN) 也最终接受了失败的命运。

但有一种结论可能比以往更具说服力。英国的上一次选举结果也十分接近。但真正重要的却是在议会中占据的席位，而不是赢得选票的比例，因为英国实行以单议席选区为基础的赢家通吃的选举制度，这种制度鼓励政党奉行中间主义的政策。变幻无常的选民可以更换上次的获胜者，但参选双方都可以说服选民，而不必非要依靠极端手段获得多数后才能执政。简单多数票当选制度今天仍然是确保变革秩序的一种最为有效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