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ovanna Reggianni被谋杀的惨剧发生在罗马郊区的Tor di Quinto，这一案件在意大利和罗马尼亚都引起了震动。它进一步激发了关于难民和外国居民问题的热烈公众讨论，这场讨论不但席卷了意大利还波及到整个欧洲，并使该案的意义得到进一步提升。

有的意大利人以暴力方式回应；有些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政客，急于诉诸短平快的解决方式，发表了令舆论哗然的言论，与历史上仇外和极权主义的口号如出一辙。不无讽刺的是，我们正遭遇着一种怪异的“民族自豪感”的逆转：正如文化和体育明星们被国家利用，作为集体的世袭财产。

虽然谋杀是一种个体犯罪，但通过一种针对整个少数族群的方式使这种犯罪悲剧复杂化是不负责任的，并且对于受到不公正惩罚的人和惩罚者本身都会产生严重的道德和社会后果。毕竟，没有一个少数族群是单一化的。向警方报案的人就是杀人者的同胞并来自同一个难民营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集体惩罚也意味着意大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不仅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还对自己的民族历史犯了健忘症。毕竟，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意大利人不仅从南方迁移到北方，还移民到其他国家。他们也同样了解作为难民、流亡者和异乡人的感受。

就罗马尼亚而言，其与“罗马”族相关的历史也不甚光彩。这个民族的缺点和行为常常招致诟病但国家却从未采取过任何的切实行动来改善他们的状况。罗马族最早出现在14世纪的罗马尼亚，但他们的奴隶制却在1856年才被废除！

罗马尼亚社会现在正应对着伤害了几代人、延续了数十年的恐怖与谎言、煽动与贫穷所种下的后果。这些伤口不可能很快弥合。共产主义的崩溃释放出一股巨大的人类能量，但它的起点却是特权和资产在老的“精英阶层（nomenklatura）”内部以一种古怪和愤世嫉俗的方式转移，以及一种新的普遍的达尔文主义者的挣扎。

虽然罗马尼亚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并且随着民主的到来公民道德的重建也在逐渐萌芽，但罗马尼亚的政治秀—尽管它已加入欧盟—也反映出口是心非、自相矛盾、宿命、惯性和腐败等陈年陋习是多么的顽固。的确，腐败现在似乎成为了社会的引擎。当今的罗马尼亚仍然有被排挤到社会边缘的弱势和被忽视的群体。的确，罗马族的人口中有41%是季节性工人，33.5%缺乏任何的专业技能，38.7%是文盲。这不仅是罗马尼亚的问题，还业已成为全欧洲的问题。

被指控谋杀Giovanna Reggianni的25岁青年Nicolae Romulus Mailat在14岁时就被拘押，进入一所工读学校就读。后来他又一次因为偷窃而获罪，但在来意大利的前一年被赦免。

贫穷是造成他在罗马尼亚的少年犯罪和意大利的罪行的原因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小说《罪与罚》中，把Raskolnikov推向犯罪深渊的不仅是虚无主义和叛逆心态，还有贫穷。他的社会认同与Mailat不同，他的精神“存在”也迥异，但他的双重罪行却同样令人憎恶。

目前，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希望Mailat能通过痛苦和心灵的重建从他的罪行中找到通向救赎的新起点。但我们也许应该回想一下Raskolnikov的一位对话者在提到他混迹其间的“令人厌恶的索多玛”时所讲的话。他说贫穷不是一种堕落，而苦难才是。在贫穷中，人们依然可以保持一份“与生俱来的高尚情操”，而在苦难中，道德沦丧是固有和灾难性的。

Mailat企图摆脱他的罗马尼亚苦难和过去，但却想像不到自己在意大利的难民营中会经历和先前同样的苦难；也想像不到自己在镜中的新的日常形象会是一个杀手。了解Tor di Quinto一带可怕的治安状况的人猛烈的抨击了罗马市政府的严重忽视和漠不关心。当然，这虽然不是这一桩或任何一桩罪行的借口，但也不容忽视。

虽然我们不能期望Mailat奇迹般转世再生，但我们能够也必须要求对和他一样的边缘人群的情况进行彻底评估。这种评估不光要由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国家实施，也要由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罗马族社团和欧盟同时进行。因为该罪犯是所有上述社会组织的一员。

我们听到被欧盟的扩大及其所造成的社会紧张状况激怒的声音。的确，日渐汹涌的移民潮是我们离心而又全球化的现代性中不容否认的事实。而它也不仅仅是负面的。人员的自由流动并不只是意味着更多的社会冲突和更高的犯罪率。它也意味着从二战以后就立即开始的一种渐进和有益的共同生活状态。它作为一种共同努力帮助战败国，并提升它们实现民主和繁荣的机会。

当我去年访问巴塞罗纳和马德里时，我对这两个城市里的罗马尼亚人群体正在成功壮大的好消息深感欣慰。有些罗马尼亚难民已经成为地方选举的候选人，由于勤奋和诚实而为人称道。我希望这样的情况还会发生在其他地方，不仅是在罗马尼亚人中间，也在所有准备好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衅的人们中间。因为这些例子不仅是个人的成功，也是群体的胜利。

欧洲应该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一个多元、民主、高尚、自由和繁荣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