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华沙——如果1991年爆发的那场针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成功了的话，那么最近在中国新疆地区发生的暴乱可能将在俄罗斯上演。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听到的可不是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镇压行动，而是数百人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喋血街头，而专栏作家能与之相比较的，则可能是上一年在乌克兰利沃夫市爆发的某场乌克兰人独立运动。

跟中国现在的情况一样，俄罗斯方面可能会遭到外部世界的一些若有若无的谴责，并流传出一些跟哈萨克武装人员和分离组织，或者伊斯兰极端分子有关的怀疑之声。而专家则可能会提醒我们说哈萨克斯坦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国家，而乌克兰人的独立诉求在历史上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只要把新疆和哈萨克斯坦，把西藏和乌克兰两者各自调换一下，你就能想象出那个情景了。

但万幸的是，1991年的那场政变最后以失败收场，腐朽的苏维埃政权再也无力镇压俄罗斯内部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谁知解体10年后普京却完成了这个任务。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通过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他们把国家送上了一条与俄罗斯截然不同的道路。

虽然对于中国这个如一个大陆般巨大的国家来说，其所采取的政策带来了皮诺切特式的经济发展奇迹，但他们同时也剥夺了所有人的自由，甚至连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人也不能幸免。这意味着当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都获得了独立之后，新疆和西藏却依然深陷在暴动和血腥镇压的无尽轮回之中。

而即使当今的俄罗斯也处在某种程度的独裁统治之下，但要想引入中国式的专政依然不太可能，因为俄罗斯去年的人均GDP达到了1.58万美元，比中国高三倍。而大多数中国人似乎对政府的政策非常支持，人们对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残酷镇压以及对民主自由的抵制行径都表示认同。

事实上，后者似乎就是为前者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这可不是一个小说情节。在1863年，流亡俄罗斯民主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就在他主办的政治刊物《Kolokol（钟）》中评论说，如果人们对帝俄军队在华沙街头对波兰人起义的暴力镇压安之若素，那么发生圣彼得堡街头的镇压也就不远了。因为人们和政府之间对镇压的认可实际上是个一揽子交易，有第一次就肯定有第二次，而且既然达成了买卖就得被迫照单全收。而这一评论直接导致赫尔岑的俄国读者数量剧减，最终《钟》只得关门大吉。

而当赫尔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莫斯科不仅忙于镇压波兰人并确保能继续统治波兰近半个世纪，而且还努力和中国一起瓜分中亚（所谓土耳其斯坦地区）。最终这一区域的东部沦为中国统治区，并被重新命名为“新疆”，意思是“新的边界”。

但每当中国的统治被削弱的时候，比如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短命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就会在俄国的支持下建立，并随之在中俄订立新协约之后灰飞烟灭。而第二个土耳其斯坦的领导人甚至据说是被斯大林下令处决的，当时这些人坐飞机前往北京进行谈判，最终飞机却在苏联领空中坠毁了。

从那以后，东土耳其斯坦就名存实亡了，仅仅作为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简称UNPO，一个成立于1991年，旨在与联合国分庭抗礼的组织）的成员存在。而对于新疆来说，最近的暴动在本质上是社会意义而不是国家意义上的，目的是反对文化压迫（汉族已经占到了本地区人口的一半）而不是表达独立的诉求。但流血事件也很可能改变整个状况，因为暴力将不可避免地滋生极端主义。

而在中短期内，中国对新疆和西藏的统治似乎安全无忧：国际社会可不会挑战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只有中国公民能挑战之，但赫尔岑的“一揽子交易”理论似乎防止了这一状况的发生：跟西藏人一样，维吾尔人的行动换来的并不是汉族的团结政策，而是镇压和复仇的叫嚣——这可以理解，因为许多在拉萨和乌鲁木齐的无辜汉人为中国政府的恶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在长期来说，中国执政者很有理由去担心：新疆将演变成下一个西藏。

但事实上，虽然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包括中东的所谓亚述国或者加拿大的水牛河丘国在内——依然只像是美国著名戏剧团体“马克思兄弟”所虚构的戏剧（有人甚至希望把由喜剧班子成员格兰切诺·马克思任首相的所谓“自由尼亚”也位列其中），但如今已经有六个前会员国成功争取到了联合国资格，连已经独立但缺乏联合国承认的科索沃也将走上这条道路，可见在政治版图上，那些虚构的国家是很可能会摇身一变，成为真正国家的。

因此可以认定的是，不但那些默默无闻的学者和新闻通讯员，甚至连北京的官员如今都在忙于研究新疆伊宁起义以及奥斯曼·巴图尔游击队的历史。试想一下，1893年被帝俄军队成功镇压的波兰人，如今又是什么样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