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根据美国商业部的统计数字，1950年，美国金融和保险业占GDP的比重为2.8%。1960年，这一比重已上升为3.8%，1990年则达到了6%。今天，这一数字是8.4%，而且并没有出现下滑。《华尔街日报》的贾斯丁·莱哈特（Justin Lahart）报道说，2010年，该比重超过了2006年前一次高峰值。

莱哈特继续指出，金融和保险占经济比重的增加“大体而言并非坏事……让资本流到用场最大的地方有助于经济的增长……”

但如果美国从这如今付给金融和保险业的额外资金——占GDP的5.6%，相当于从付给直接生产有用商品和直接提供有用服务的人的钱中每年抽出7 500亿美元——中得到好处的话，那么统计数字应该有所体现。按风险现金流实际利率的通常水平5%计算，在今年将如此大比重的资源从直接可用的商品和服务中抽出，如果要让其不至于得不偿失，就意味着这笔资源能够提振0.3%的年经济增长——或在25年的一代人的时间里提振6%。

过去几代人经历了多次对美国经济的冲击，诸多因素都领经济增长雪上加霜。但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如果金融-保险系统维持1950年的水平，而没有像过去20年那样出现爆发式增长，那么今天美国经济的生产率会比现在低6%。

经济从运转良好的金融-保险系统中获益，存在五种途径。其一，人们不再会因火灾、水灾、疾病、失业、企业倒闭、部门兴衰等因素而遭受打击，因为运转良好的金融-保险系统会分散从而消解一部分风险，并能将惧怕某种风险的人与能够安然承受这种风险等人之间匹配交易。诚然，美国当前的金融-保险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说也许更好地分散了风险，但从过去二十年的股票和房地产投资者的经历看，很难判定这一点是否真的成立。

其二，运转良好的金融-保险系统将大规模、低流动性的投资项目与相对较小、由看重流动性的个人储蓄者提供的资金组成的资金池匹配了起来。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有一项重要创新：现在，企业可以发行高收益债券。但是，处于破产过程成本的考虑，企业为什么喜欢发行高收益债券（除了与税收系统周旋的原因之外）、投资者为什么喜欢购买高收益债券，而不采用股票发行和购买的方式还并没有水落石出。

其三，借贷机会的改善使得人们可以在今天（较穷时）支出得更多，在未来（较富时）储蓄得更多。家庭的借贷机会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得归功于住房所有权贷款、信用卡账户和发薪日贷款。但实际上他们买了些什么呢？许多人并没有买到较穷时支出、较富时储蓄的能力，而是买到了暂时不必与其他家庭成员讨论“不愉快的财务紧缩”的机会。而这正是你所想买到的。

其四，我们看到，交易的便利性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尽管电子交易让金融生活有了极大的便利，但这应该伴随着GDP的金融比重的下降而不是上升，正如通信设备的自动开关应该使手机上的电话按键操作减少一样。事实上，与技术进步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金融系统的操作有了显著的简化，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核对操作就是明证。

最后，更棒的金融意味着更棒的公司治理。由于股东民主没能有效控制管理层的放任恣睢，金融扮演着保证公司管理者按股东利益行事的重要角色。而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的确发生了深远的变化：CEO们比以前更关注股市表现了，这或许是件好事。

不过，总的来说，不管是在围观还是宏观层面，我们并没有看见显而易见的大好处，这一点始终令人不安。美国经济的效率并没有提高到能证明将这笔相当于GDP的5.6%的额外资金花在金融和保险上物有所值的程度。莱哈特引用了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菲力彭（Thomas Philippon）的结论：今日美国的金融部门显得太大了，占GDP的比重至少比合理水平高2个百分点。而且菲力彭对美国金融部门规模的估计很有可能是低估的。

为什么投入金融和保险部门的技能和创业精神没有产生显而易见的经济红利？在金融业中赚钱的可持续之道有二：找到有风险可转的人，并将他们与有风险承担能力的人相匹配；或找到有风险的人，并将他们与身份不明但手握重金的人相匹配。金融业的增长主要来自从事前一种业务还是后一种业务的专业人士，这个问题的答案有谁能确切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