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令全世界许多媒体惊奇的是，教皇本笃十六世刚刚完成的对英国访问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受大卫·卡梅隆首相之命，监督政府对此行的安排，自然对这个成功感到高兴。作为一个厌恶从众心理的公民，我也十分欣喜。

媒体就像市场行情一样变化莫测。一时间市场上牛市冲天，马上又暴跌转成熊市。我们此前被告知，最好的情况英国公众会漠不关心，最坏的情况他们将充满敌意。甚至许多梵蒂冈人员都害怕会变成那样。但从教皇抵达苏格兰的那一刻起，他就被大批热情的送行者包围了，其中既有天主教徒，也有非天主教徒。

我随着教皇的车队来到爱丁堡，在此教皇会见了伊丽莎白女皇，又到了格拉斯哥，在此教皇主持了一场露天弥撒。沿途都是大量的人群。从第一天起，媒体就明白自己严重误读了公众情绪。这次访问从开始的灾难一夜之间变成了巨大的成功。公众戳穿了大都市犬儒主义和新闻业全知全解的谎言。

教皇和他会见的宗教领袖所传达的信息，使得所谓公众不能理解比新闻采访节选更长或更复杂的东西这种说法不攻自破。已故美国政治家阿德莱·史蒂文森曾说，普通人比所谓的平均水平要强很多。政治家不应该居高临下，应该平等看待选民。

话是这么说，这种理念并没能让史蒂文森赢得1950年代的总统大选。他被告知“全国所有聪明人都支持你。”他回答说：“那还不够，我需要大多数人支持才能赢。”

然而，我想我们已经受够政治家那些过分简单的口号了。阐明一个条理清楚，论据充分的道理才是获取长期支持的最好方式。深刻阐明一个理念，不止是对理念的尊重，也是对听众的尊重。

本笃教皇就是这么做的，还有与他对话的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万·威廉姆斯。两人都富有智慧，在回答困难问题时都先深思熟虑。这也导致了威廉姆斯和媒体的几次口角。例如，他由于2008年的一次演讲而饱受批评，那次演讲中他谈论了伊斯兰教法和英国法律制度的联系。演讲的内容有趣而且真实，但却被断章取义，结果威廉姆斯受到了不公平的嘲弄。

教皇的主要演讲是在西敏寺大厅中，对一群显要人物发表的，在这座中世纪建筑中，发生过一些英国历史上最戏剧性的事件。就在这里，死后被奉为圣徒的托马斯·莫尔因违抗亨利八世受审。莫尔拒绝承认亨利八世是教会的首领。他的良知让他不能屈从于亨利。他在伦敦塔中被处以死刑，为自己的良知而殉道。

圣托马斯·莫尔被看作是政治家的守护神，这对那些政客来说可谓名不副实。毕竟，不是每个政治家都以遵从良心著称。但莫尔的故事，以及早年英国法律系统在西敏寺大厅中的发展进步，给了本笃教皇就伦理和宗教在公众生活中的重要性的布道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许多世俗主义者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分析已经可以很好的引导统治和决策，良好的社会还有法制保障其实施。但本笃教皇称，保护文明的存续，信念与理性和法制同样重要。

欧洲建立的基础不只是亚里士多德、推理和古希腊，也不只是罗马对法律的重视，还有耶路撒冷和亚伯拉罕诸教——基督教，犹太教和穆斯林。缺乏伦理的理性难以支持文明生存，教皇的故乡德国1930年代的事例足以证明这点。

为阐明自己的观点，教皇提到了国际金融危机部分是由于一些人欲壑难填导致的，这次金融危机引起了关于是否需要伦理作为经济行为基础的辩论。一度毁掉西方文明繁荣的背信和挥霍，我们曾经深恶痛绝，难道如今就忘记了吗？

伦理和政策之间关系的另一个例子是富裕国家对全球社会不平等的消极响应，这是对每个有良知和情感的人类的极度侮辱。在公共开支的危机之中，英国政府仍然坚守诺言，投入0.7%的GDP致力于贫穷国家的发展。可惜其他国家并非如此，富有的意大利只花费0.15%的GDP进行海外援助。

因此本笃教皇在英国乃至世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我们的政治体系中，伦理和宗教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应该发挥多大作用？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而且不止是对欧洲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