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已经为中止了十年的核裁军的努力注入了新的动力。他许下了一个关于没有核武器世界的诺言，并且承认核不扩散与核能源和平利用存在着关联。

奥巴马表示，他将令于1970年签订的核不扩散条约（NPT）恢复活力，这一条约旨在防止核武器的扩散。由核不扩散条约作为基石的核不扩散体制正陷入混乱，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显而易见。

问题之一在于，五个主要的核武器拥有国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们所承担的核不扩散条约中关于进行核裁军的义务。相反，它们坚称核武器对于其安全至关重要，并且仍在对其核武库进行现代化升级。这自然使其失去了说服他国不要获取核武器的道义权威，而核武器依旧被人们视为权力与影响力的一大来源，同时也是防止遭受进攻的一种保险政策。

问题之二在于，正如我们在朝鲜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没有能阻止住条约签字国在宣布“非常事件”已对其至高利益构成威胁后、从不扩散体制中一走了之的办法。

问题之三在于，被认为是不扩散机制维护者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处于资金不足的耻辱境地。当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判定一国是否正在从事秘密核武器计划时，该机构检查人员常常感到力不从心，这或是因为他们缺乏进入被其认为是必须检查的场所的法律权威，或是因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分析实验室已经过时，又或是因为该机构无法获取充足的卫星图片。

问题之四在于，出口管制未能阻止敏感核技术的传播。这一点尤其源于秘密核网络所采取的复杂而老练的努力，由巴基斯坦核科学家卡迪尔·汗运作的网络便为其中一例。已经有九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假定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身处冲突地区的国家，对于核武器没有非分之想，这真是过于天真了。

此外，一批开展核能项目的国家还拥有这种能力：当它们的安全认知发生改变时，只要愿意，便能在短短数月内生产出核武器，这是因为它们已经掌握了临界技术——铀浓缩与钚的再处理。如果更多的国家进行效仿，这个问题将被证明是核不扩散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

问题之五在于，以联合国安理会为首的国际社会往往在国际安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陷入瘫痪，对于疑似的核扩散事件也无法做出有效的回应。

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但有很多工作却可以相对较快地完成。美俄已经开启谈判，以对两国占全球27000枚核弹头总量95%的核武库进行大规模削减。其他一些关键步骤包括：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通过谈判制定出一份可被验证的条约，以停止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材料的生产；极大地改善核物质与放射性物质的物理安全，这对于防止它们落入恐怖分子之手非常重要；同时还要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加以强化。

上个月，我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提出了关于强化不扩散机制的关键措施的建议——即创立一家国际原子能机构低浓缩铀 (LEU)银行，以保证对那些需要核燃料来维持其核能反应堆运转的国家的供应。低浓缩铀无法被用来制造武器。随着更多的国家引入核能，这一类机制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发挥关键的作用。

我提议创立一座处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支配下的低浓缩铀实体储备库，它将作为那些拥有核能项目的国家在面对并非由商业因素造成的供应中断时，所能求助的终极储备。这一措施将令各国产生信心，使其相信可以依赖可靠的燃料供给来维持其核电站的运转，由此，它们不再需要发展本国的铀浓缩或钚再处理能力。

这一措施将有助于避免伊朗在1979年革命后的经历重演，当时有关该国计划中的核能项目的燃料与技术合同未得到履行。三十年后，我们仍然能感受到这一事件的部分后果。

低浓缩铀将在非政治性、非歧视性标准的基础上，向那些存在需求的国家开放。所有遵守核保障义务的国家都能按市场价格获得这些材料。各国将不会被要求放弃发展本国燃料循环技术的权利。

低浓缩铀银行所需的启动资金已经到位，这主要归功于非政府组织——“核威胁倡议”，以及来自沃伦·巴菲特的初步资助。但这仅仅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应当签署一份协议，使得所有新的浓缩与再处理活动将被完全置于多国管制之下，而所有现存类似设施的管制权也将由一国转移到多国手中。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在今日，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大胆的想法。60年前，由于冷战的关系，人类错失了将核燃料循环置于多国管制下的机会；如今，核技术的散播与核恐怖主义风险的不断增长使得我们必须在这一次将它导向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