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 —— 对于中国而言， 2009 年可是一个好年头。在全球一片衰退的景象之中，中国经济却独领风骚、大步前进；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他的中国之行中，表现的更像是一位置身帝国宫廷内的有求之人，而非一名全球最强超级大国的元首；甚至连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哥本哈根峰会，都以令中国称心如意的方式落幕：它未能令中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工业国承担起重大的减排义务，而此罪责却由美国承担。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信。这样，为何一位儒雅的原文学教授（刘晓波）却仅仅因为公开倡导言论自由及一党统治的终结，而要被判处十一年徒刑呢？

刘晓波是 2008 年的请愿文件 —— 《 08 宪章》的共同作者，这份呼吁尊重基本权利的文件，业已征得数千中国人的签名。刘晓波并非是一名暴力叛乱分子，他在发表于互联网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完全不带戾气。即便如此，他还是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判入狱。

认为刘晓波或有能力颠覆中共巨大权力的观点，显然是一派胡言。然而当局却明显相信：自己必须杀一儆百，以防他人发表类似观点。

为何对于一个看似稳固的政权来说，那些纯粹的观点、或者甚至是和平的请愿活动，却被认为是如此危险呢？这或许是因为该政权并不像它看上去那般坦然无惧。

若失去了合法性，任何政府都无法自信地施行统治。为政治制度赋予合法性的方式多种多样：自由民主制只是近来的一种创新而已；通常由君权神授为依托的世袭君主制，曾在历史上大行其道；而某些现代的独裁者（如罗伯特·穆加贝），则是以民族解放斗士这一资历作为其统治的依据。

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某一个方面，它却依然如故：宗教式的政治观念仍在统御着这个国家。这种观念的合法性并非基于互谅互让、讨价还价以及做出必要的妥协；而这些行为构成了经济式政治观念的基础，其中，自由民主制度的支柱便是一例。相反，宗教式政治的基石是一种以意识形态正统性为体现的、由上而下强加于民的共有信念。

在帝制中国，这便意味着儒家的正统观念。儒家邦国的理想状态即为“和谐”。如果所有人都能遵从一套包括行为道德准则在内的特定信念的话，冲突就将消失。在这种理想体系之中，被统治者正如子女遵从父亲一般、自然而然地听命于统治者。

在二十世纪前期数十年的种种革命之后，儒家思想被中国式的共产主义所取代。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颇具吸引力，这一方面是因为它带着书卷的气息，引入了一套现代道德正统观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学说一样，都建立在一种关于完美和谐的诺言基础之上：在共产主义乌托邦内，最终将再无利益的冲突。毛泽东主席的统治，便是对中国帝制体系与共产主义极权制度诸元素的结合。

然而，这种正统思想注定也将消亡。很少有中国人仍旧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甚至在共产党高层内部，情况也是如此。这种状况留下了一个意识形态真空，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贪婪、腐化以及玩世不恭所快速占据。这场危机催生了遍及中国全境的示威活动，它们被笼而统之地冠以“天安门事件”之名。刘晓波在 1989 年，便身为学生针对官员腐化、并要求获得更大自由的抗议活动之积极代言人。

在天安门的血腥镇压行动后不久，一种新的正统思想取代了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这便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有一党统治，方可确保中国能继续崛起，并为数百年的民族屈辱史画上句号；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大国宿命。对此观点心存疑虑已不单是一种错误，还是一种不爱国、甚至“反华”的表现。

以此看来，刘晓波的批判观点的确是颠覆性的。这些观点为官方正统思想打上了问号，也由此对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许多人对于中国政府为何拒绝在 1989 年与学生进行谈判、或对如今的批判者做出一些迁就而感到惊讶，这恰恰是误解了宗教式政治的本质。谈判、妥协与迁就皆为经济式政治的特征， 这种政治模式可以就事论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根据共有信念施行统治的人，是无力承担谈判之代价的，因为谈判行为将会对信念本身造成伤害。

这并非意味着经济式政治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模式；就此而言，这也不是指奉行民主制度的西方就不知宗教式政治观念为何物。然而在中国，人们对于正统观念的坚持，依旧强大到使其足可继续作为对政治批评者的默认防范方式之地步。

这些情况可以发生转变。诸如韩国、台湾以及日本等其他的儒家社会，如今都已拥有繁荣的自由民主制度，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不可能经历这种转型。

但外部压力不太可能带来这种变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外国人士，都已在针对刘晓波被判入狱一事的抗议信上签字。人们只是希望此举能聊表慰藉，并给予那些与刘晓波志同道合的中国人以道义上的鼓舞；但对于那些笃信当前中国民族主义正统思想的人士而言，此举不太可能令其受到震动。在中国从宗教式政治的控制下获得解放之前，刘晓波的理念不太可能生根。对于中国（实际上也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这可不是个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