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70年前的这个月在慕尼黑，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签署了一份文件，允许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大片土地。所谓“慕尼黑”协定将被看作是对张伯伦口中“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度”的无耻背叛。可那个时候很多人并不这么想。

张伯伦相信英国并未准备好同纳粹德国交战，因此外交和妥协是更安全的选择，这种看法在当时的欧洲人中很有市场，这些人亲身体验过战争带来的可怕后果。尽管如此，张伯伦仍然在历史上被视为懦夫，而他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常被指责为鼓励了希特勒其后发动的征服欧洲其它国家的战争。

张伯伦也许是错了。英国和法国本来可以阻止德国。“慕尼黑，1938”，是民主国家历史上谨慎外交犯下错误的一个罕见先例。历史需要一个嗜血的浪漫英雄，愿意以民族命运为赌注参与作战，“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用温斯顿·丘吉尔自己的话说。

乔治·桑塔亚纳有一句著名的警告“无法汲取历史教训的人注定要重犯错误。”可历史的教训多种多样，有些甚至自相矛盾，而且从来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出现过重复。有时太过关注过去会让我们误入歧途。因此，世界到底从慕尼黑1938中学到了什么？

如果说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二战后的西欧人得出了与张伯伦1938年思想相近的结论，而与丘吉尔的看法相去甚远。在两场灾难性的战争过后，欧洲人决心建立让军事冲突变为多余的制度。从那以后，外交、妥协和主权共享就成为处事标准，而建立在军事勇敢基础上的浪漫民族主义则成为昨日黄花。

一个全新的欧洲从战争的灰烬中拔地而起，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的还有全新的日本，日本甚至制定过一部绥靖主义的宪法（这部宪法由理想主义的美国人起草，但得到了绝大多数日本人的欣然认同）。民族主义（足球场里除外）让位于体面的自我满足，因为人们自以为找到了解决人类冲突的更文明、更老练也更温和的办法。

可以肯定，和平得到了维护。但究其原因只是因为有美国的保障，而美国仍然坚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国内和国际安全思维。

在美国，慕尼黑引起的反响大不相同。那里助长着丘吉尔式的幻想，培养了许多“战争总统”，梦想着作为英勇的自由捍卫者能在历史上世代留芳。慕尼黑被一次又一次地援引——来对抗共产主义、推翻萨达姆·侯赛因、阻止伊朗和发动“反恐战争”。

这种看问题的不同视角导致了美国及其民主盟国间独特的关系紧张。欧洲和日本仰仗美国的军力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但却通常不喜欢美国使用武力的方式。过多的依赖也导致欧洲人像孩子一样。就像永远处在青春期的懵懂少年，欧洲和日本渴望伟大的美国父亲的安全保障，但同时也对他充满怨恨。

的确，美国像所有伟大的国家一样发动了愚蠢的战争，为人处世就像欺凌弱小的霸王，处在美国所在半球的国家更是深受其害。但即使不提起慕尼黑协定的旧事，仍然有许多情况下军事力量是应对独裁的唯一方法。欧洲人不愿抵抗塞尔维亚大屠杀的刽子手。而美国人（在起初的犹豫之后）不得不承担起这项费力的工作。在美国决意把萨达姆·侯赛因的杀手赶出科威特的时候，德国抗议者还在尖声叫喊永远不会“为石油而沾染血腥。”

另一方面，欧洲外交也取得了某些令人瞩目的成就。加入欧盟的前景团结了中东欧的民主国家，也团结了土耳其。某些民主国家已经加入了北约，剩下的其它国家也拼命想要加入。但北约与欧盟不同，它是一个军事组织。于是张伯伦的老问题又再次出现：欧洲人是否愿意为其它北约成员国打仗？

在冷战时期，这并不是个真正的难题。如果苏联入侵，欧洲人可以依赖北约和美国来保卫自己的利益。现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期待欧洲和美国付出血的代价，来保卫他们免受俄国的入侵。

选择明摆着：如果欧洲人愿意为格鲁吉亚或乌克兰作战，这些国家应该被邀请加入北约。如果情况相反，那么他们就不会受到邀请。但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没有做出选择，而是慌作一团，先是把北约成员国地位当作一根鲜美的胡萝卜到处乱晃，然后又撤回邀请，留下美国独自在嘴上逞强，而不采取必要的后续行动。

这些所作所为让西方联盟支离破碎，尽管拥有巨大的财富和美国的军力，但却令人奇怪地软弱无能。欧洲民主国家应该下定决心了。他们可以继续依赖美国的保护并停止抱怨，或者不管他们想要如何定义，自己建立起保卫欧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