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言论经常被看作是不稳定因素的来源。去年一份丹麦报纸上刊登的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所引发的激烈反应令西方为之迷惑。各国政府都费尽口舌试图解释媒体以政治讽刺的名义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接着伊朗又主办了一次大屠杀否定者的国际会议，令西方更为窘迫。而这样的论调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会受到刑事处罚。

正如土耳其人都知道，在1915年的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问题上表明立场是危险的。新近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Orhan Pamuk由于宣称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确有其事以否定土耳其官方的历史陈述而在伊斯坦布尔遭到起诉。而其他的一些土耳其人则由于宣称大屠杀从未发生而在西欧面临起诉。

因此言论现在显然已成为伊斯兰和西方文化冲突中的一片战场。西方认识到，仅仅作为一种自我检查而不是法律许可，报纸和其它传媒通道就不会传播穆罕默德的重要图片，而教皇也不再会做出关于伊斯兰的关键评论。但这些体谅穆斯林敏感性的合作姿态并没有得到相应姿态的回报。

相反，伊朗总统艾哈迈德内贾德却威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以色列外交部现在正寻求起诉艾哈迈德内贾德挑起种族屠杀—这一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但以色列的新闻媒体同样充满了火药味。它的报纸定期刊登关于为什么以色列可能需要进攻伊朗来防止其拥有核武库的文章。布什总统也就伊朗问题发表过同样的威胁言论（或许更隐讳一些）。在德国，这种公开号召进行抢先式武装打击的行为会受到刑事制裁。

世界上不同的法律体系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上从未如此一致过。甚至就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友好邻国之间，在惩罚仇恨言论的问题上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加拿大会处罚种族性的侮辱言论，而美国则不然—至少当问题只是保护少数族裔尊严的情况下。

但以暴力相威胁就严重得多了。许多国家在支持一条原则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即如果艾哈迈德内贾德的言论真的到了煽动种族大屠杀的程度，那么他就应该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的确，卢旺达国际刑事仲裁庭惩罚了进行过激广播，呼吁胡图族人拿起弯刀杀死图西族人的电台营运者。

十年以前，国际法界可能会坚定地认为胡图—图西一案支持危害发生后才能受到制裁的观点。所有的国际先例—从纽伦堡到现在—都关注于大规模种族屠杀之后的国际干预。国内警察也许能够提前干预以防止罪行的发生，但在国际舞台上却没有警察力量能够这样做。

因此，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煽动罪只适用于卢旺达的情况—即电台广播实际上为种族大屠杀的发生推波助澜。而在好战的领导人发表公开威胁言论要“灭了”另一个国家（记得赫鲁晓夫么？）或将某国从地图上抹去的情况下，据说国际法庭则应该静观其变，直到既成事实。

但国际社会在使用法律手段对付发表煽动性和危险言论的人士方面却变得愈加激进。在2005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624号决议—出奇般地得到了美国的赞同—号召所有成员国对那些煽动恐怖主义的国家实施刑事制裁。他们所认定的煽动模式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公开援引的一样：穆斯林领导人站在他们的清真寺前敦促全体信众起身杀死异教徒。

美国人在传统上认为认为，在没有即刻非法暴力危险的情况下，这种形式的言论应该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美国法庭的理由是，与其开庭审理这些言论引得公众注意，还不如让憎恨情绪自生自灭。但当涉及到当今世界的恐怖主义问题时，大多数国家，包括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都没有了它们一如既往的宽容。

因此，支持赋予（甚至极端分子）广泛言论自由的传统自由派观点正失去市场。当问题涉及到反恐和种族大屠杀的可能性时，这个世界正变得害怕危险言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