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凯恩斯有句名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实践者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常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

我认为，更加危险事情就在眼前，那些在央行的决策机构，监管部门，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部门工作的人们倾向于将那些在世的经济学家的理论简单化。

实际上，至少在金融经济学领域，就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多年来，一种庸俗化的均衡理论大行其道，将市场的完备性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从哲学概念中解析出的数学模型成为风险管理的秘籍。一些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稳定回顾》报告（简称GFSR报告）中自信地认为，全球的系统能自行保持均衡。

于是，仅在危机爆发的十八个月之前的2006年4月，GFSR报告信心满满地写道：“由于信贷风险被更为广泛和多元化的投资者所承担，银行乃至整个金融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增强，信贷市场走强，银行破产的可能降低。”也就是说，市场的完备性，成为保证系统安全性的关键所在。

于是，银行中的风险管理人员利用概率论进行“风险评估”计算，他们忘记了过去的数据是否会对未来结果有什么必然联系。对于像英国金融管理局（由我领导的）这样的监管机构而言，金融创新和增加市场流动性是必要的，因为它完善了市场规则，提高了价格发现可能，这不仅能被接受，而是应该是机构与生俱来的特性。

信任体系当然不能排除对市场的干预。但我们承认市场的自然规律和实现有限度的干预。

例如，监管者为了客户的利益，我们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信息披露的要求能解决商家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样的，对操纵市场的监管也是合理的，因为理性的代理商通常是贪婪的，腐化甚至是罪恶的。增加市场透明性不仅能被接受，而且是我们的所信奉的核心信条，透明度和金融创新一样，是完善市场的手段，同时可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和价格发现。

但是，信任体系中的监管者和决策者忽视了逐利的职业市场参与者寻租和制造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的可能性，损害了社会效益——即使几个经济学家清楚地表明这种情况的确存在。

决策者的一般看法是，只有旨在识别和校正市场均衡中的一些小瑕疵的措施才被认为是合法。透明的目的是降低信息成本，但它没有认识到信息不完美是客观事实，不可能彻底解决，于是某些交易虽然透明，但可能没有什么社会意义。

实际上，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在《外交事务》一篇名为“资本迷思”一文中指出，“华尔街和财政部”相互之间的利益及思想体系关联。巴格沃蒂指出，这种关联使得短线资本的流动去监管化，全然不顾谨慎操作的成熟理论和经验数据。就更为广泛的金融去监管化和市场完备理论而言，利益和思想体系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纯粹的利益——通过游说团体体现出来——无疑是美国几次关键去监管进程的关键，美国的政体和竞选经费规则都有利于特殊利益团体的利益诉求。

利益和思想体系常常相互交叉，很能完全分开，利益一般会通过一些无意识的思想体系加以实现。金融机构雇佣了几乎所有非学术领域的职业经济学家。同样这些经济学家也都是人，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支持——或至少默许——代表着行业利益的传统做法，但是，在面临特定的问题时，他们一般都会保持应有的独立判断力。

市场的有效性和完备理论能使得主要金融机构的最高决策机构确信他们正按照自然法则行事，即便一些交易乍看起来是投机行为。监管者需要雇佣行业专家来有效监管；但业界专家都有行业内的一些潜规则。理解这些社会和文化的过程非常重要。

我们不应该低估思想体系的重要性。有经验的人类机构——例如决策层到监管系统——如果没有一套复杂有效的管理流程，自然无法完成日常决策过程。

当这种理论能提供明确的答案时，无疑最具说服力。一种声称能进行金融创新，市场完善和增加市场流动性的理论当然可以给去监管化提供清晰的基础。

对于未来，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究竟在哪里。被简化的危机前传统方法似乎不能为我们提供了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完全的知识系统和方法论，真正有效的经济学思维必须基于各种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供多角度的洞察力。我们希望从业人士应就此汲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