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戏剧性的起义成了触发更大范围阿拉伯觉醒的催化剂，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东地区的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建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虽然现在就预测最后的结果为时尚早，但已经开始呈现出重要的地区性影响。

首先，这些动乱对伊朗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伊朗政权可能会受益于埃及、约旦和沙特阿拉伯这类亲西方国家领导人和政权的下台或削弱。尽管伊朗兴冲冲地鼓动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革命，但结果恐怕是要笑在前而哭在后。从中长期看，伊朗面临着要求进行民主和政治变革的压力可能更大。因此，一旦本国人民也要求同样的民主权利的时候，伊朗官员恐怕就不得不踩急刹车了。

第二，这些动乱恐怕会使以色列的处境更加孤立。伴随着穆巴拉克的下台，以色列失去了本地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事实上，鉴于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严重恶化，穆巴拉克的下台使以色列失去了该地区两个最重要的盟友。尽管埃及的临时军政府已承诺遵守1979年的和平协议，但一个新成立的更民主的政府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态度。

第三，民主变革的压力使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当美国与欧盟最初还在举棋不定之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就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塔利尔广场上要求民主的示威者一边，此举增强了土耳其在埃及和本地区其它国家要求民主的反对派中的声望。

许多阿拉伯人认为土耳其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AKP）信奉的温和伊斯兰主义可能成为中东地区各国效仿的模式。许多土耳其人也已经开始持这种观点。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埃尔多安指出，土耳其可能成为中东国家的“灵感之源”，因为土耳其的实践表明，伊斯兰主义与民主可以和谐共处。

土耳其模式的核心是世俗主义与民主。乍一看，这种模式对本地区困扰于腐败、专制、无能与效率低下的各国政府颇有吸引力。但土耳其在许多重要方面的历史经历与政治演化不同于阿拉伯国家。因此，土耳其模式不易移植。

土耳其信奉的是一种温和与多元的伊斯兰主义，这一点不同于中东地区的其它国家。而且自奥斯曼帝国末期开始，土耳其一直在寻求伊斯兰主义与西方化的融合。这一点是土耳其与中东地区大多数其他穆斯林国家的不同之处，使土耳其能够避免出现尖锐对立的矛盾，产生破裂与暴力，而这些是中东地区政治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温和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主要是来自其内部因素，特别是数十年来民主化和社会经济变革的累积效应。在安纳托利亚出现了一个新的实业家阶层，他们的经济观念自由，但社会与政治上保守。这个阶层是正义与发展党赢得选举的主要支柱，而中东其它国家不存在这样一个阶层。

此外，土耳其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国父凯末尔凯末尔坚决主张土耳其进行西方化，梦想在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将多民族组成的奥斯曼帝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国家。

但凯末尔要改造土耳其并非白手起家。早在19世纪末，在奥斯曼帝国的行政改革（Tazimat）时期土耳其就开始了西方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虽然凯末尔主义者想要与奥斯曼帝国的过去一刀两断，但他们西化的努力参杂着奥斯曼帝国末期进行的改革措施的重要成分，两者之间保持着某种连续性。这两次改革都是在精英与国家推动下自上而下进行的。

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并不存在这些重要的先决条件。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没有一套强大而独立的政治机构与政治传统，因而无法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秩序。他们也没有一个活跃的民权社会。

最终，虽然土耳其能够享有温和伊斯兰主义的传统或伊斯兰主义与西方化成功的融合，而阿拉伯国家却无法享有这样的历史及收益。结果在许多中东国家，伴随着旧的权力结构的崩溃，很可能就将出现剧烈的政治动荡与暴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