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对于给南亚带来毁灭性灾害的海啸做出的非常反应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现象。尽管现在就预计所有结果为时过早，部分良性结果已经显现出来，部分则显得有些棘手，另外一些的影响则会随时间自然消逝。

其中一个说明问题的结果就是：富裕国家对于那些遇难国家支援的微弱数量已经受到更广泛的注意。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救援的官员珍·艾格兰德不加修饰的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 “吝啬”，可谓一语中的。当时，布什政府仅仅承诺提供可怜的3500万美元的援助。

在谴责艾格兰德所作评论的同时，布什把美国原来的援助承诺增至十倍。而且，他还请求前总统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加盟，开展民间募捐活动。

这恰恰和批评美国援助数量的普遍反应相吻合，即：民间募捐超出了政府援助。虽然英国、荷兰、德国、法国和其它一些欧洲国家的国民也都慷慨解囊，但如果就捐助的现金数量来看，美国国民的个人募捐确实超出了其政府的援助金额――尽管美国的税收政策并没有起到鼓励个人募捐的作用。

此外，和美国的官方援助一样，美国国民慈善募捐中也只有相对较小的一部分送至最贫穷的国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那些非常慷慨的国家――挪威、瑞典、丹麦、荷兰和小国卢森堡――在比例上远远超出了美国政府及个人的援助总和，拿出援助资金的最大份额来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海啸发生之后，美国和其它一些富裕国家似乎完全来得及重新考虑他们的援助计划，并有可能对那些最需要救济的国家追加援助资金。也许一些石油大国会因为自己的吝啬受到注意而感到尴尬。

但对海啸灾民的救助，也可能使得对于具有长期性特点并且不会受到媒体大肆报导的灾难所进行的援助发生转移。“医生无国界”组织在收到对海啸灾民捐助的4000万英镑后，宣布停止接受针对与此的捐助，而明确指出急需资金针对类似苏丹达尔福尔地区和民主刚果共和国发生的人为灾难实施救助。

近年来，在苏丹和刚果，死于冲突的人远远多于此次死于海啸的人。其中一部分人是暴力冲突的直接受害者，而更多的人则死于与战争相关的饥饿和疾病。同样，因此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也是在海啸中失去房屋和生计的人数的若干倍。然而，“医生无国界”组织在为达尔福尔求助的两个月里仅筹到65万英镑的救济金，在短短的8天时间里收到救助海啸灾民的资金却高达4000万英镑。单单计算人道主义机构中有经验的成员数量，投入人力的数目就快接近这一资金的数目了。

未来几个月有可能出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援助是否被政治化，并且没有腐败掺杂。政治化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两个受到重创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在受海啸袭击地区都经历着武装冲突。印尼的亚齐省在此之前就在印尼军方控制下，大规模对外来者关闭了。印尼军方当时在与旨在搞分离的亚齐独立运动进行激烈内战。与之类似，斯里兰卡北部是政府军和泰米尔独立猛虎解放组织长期冲突的主要战场。尽管解决纷争取得一定进展，暴力依然继续并且可能会再次全面爆发。

对海啸灾民的公共和私人捐助总和已达11亿美元的德国（成为国际上捐资最多的国家）表示希望捐助能够解决和平问题。为此目标值得一试，但到目前为止尚无此类成功范例。

类似前南斯拉夫的情况则更为普遍。在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的交火中，联合国负责当时的人道主义援助并致力于和平调解。但是人道主义援助并没有进一步实现和平调解。

政府滥用针对灾民的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尼加拉瓜，1972年12月发生地震后，首都马那瓜被夷为平地。当时的独裁执政者阿纳斯塔西奥·索莫扎（Anastasio Somoza）把大量用于救助地震生还者的国际救援资金揣进了自己及其亲信的腰包。因此激起了民众对左翼桑地尼斯塔（Sandinista）游击队组织的多数支持，该组织十年后推翻了他的政府。

海啸还为联合国提供了一次机会，使其得以收回刚刚失去的要地。关于伊拉克“石油换食品”的丑闻至少说明联合国内部管理不善；其官员们的违法行为――从荷兰前总理鲁德·兰博斯（Ruud Lubbers）（现任难民署高级专员）因性骚扰受到指控到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刚果的强奸行为――也破坏了联合国的形象。而海啸让联合国有机会通过有效地实施救济援助得以恢复自身名誉。

这就要求挑选合适人选负责相关事务，挑选像半个世纪多以前参与实施马歇尔计划，后来又负责联合国开发项目的美国实业家保罗·霍夫曼那样的人。同时这还需要保证在位的人得到其成员的协助以及确保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政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