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由一位日本数学家撰写的极具争议性的书掀起了一场关于是否有独特的“亚洲”价值观的争论。藤原正彦的这本名为“一国之尊严”的书尚未译成外文，该书饱含感情地呼吁一条具有日本“特色的道路”，并尤其指出自由民主是西方的发明，并不适合日本或亚洲的特性。

该书的论证很独特，像是要重蹈19世纪时多与尼采有关的评论，认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造就了默认甚至是屈从心态，和传统的古代或勇士社会，例如日本武士世界所推崇的英雄美德截然不同。同样，藤原认为，民主过分强调理智，是西方的另一个创造。“但是我们日本人”，他写道，“没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这样的宗教，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别的东西：深层情感。”

许多日本以外的亚洲人会对藤原的大多数、甚至全部观点感到厌恶，因为他们会联想到很多令人不快的历史回忆。毕竟，没有理由认为亚洲人都对专制有一种特别的渴望，或者举例说，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只是西方利益的傀儡，而非出于真心。

藤原的书还再次引发了关于资本主义以及维持它所需要的价值观的争论。这样的争论并不新鲜，源于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无法在内部动力或活力的推动下永久下去的事实。所有推动资本主义的基本倾向本身也是资本主义长期繁荣的毁灭性力量。

比如，虽然资本主义依赖于投资和消费，但是投资过剩会导致生产过剩，而过分消费会导致经济过热。同理，资本主义依赖于竞争，但是竞争可以非常残酷并具毁灭性。由此，需要详尽的法制体系来确保竞争的公开和公平，防止垄断和托拉斯对竞争本身造成破坏。但是这些还不够，因为那些想规避新约束措施的企业家们会凭其智谋巧妙应对每项法制改革。

有些思想家，尤以 马克斯·韦伯 为代表，宣扬资本主义必须依靠一种无法从其内部原创的价值观体系才能维持的观点。然而，几乎每一位现代分析者都已得出了结论，即 韦伯 想把资本主义精神历史性地和称为新教的一种基督教形式联系起来的企图，有着致命的缺陷。

首先，正如韦伯认识到的，新教的创立者马丁路德和约翰凯尔文比天主教会对文艺复兴时期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敌意更深。实际上，虔诚的天主教意大利城邦是早期现代资本主义的摇篮。

在有关宗教价值观的讨论中，还有两个关键内容不容忽视。第一，韦伯的理论核心是强调节制和义务感的宗教价值观对商业关系中的依存性和可靠性可以起到支承作用，这对刚刚开放市场关系的社会尤为关键。在有暴力和怀疑传统的社会，人们很难有足够的安全感建立长期的合同。他们倾向于寻求以别人利益受损换取的短期所得，这又进一步加深了对市场的普遍疑虑。

其次，强调社会团结的宗教价值观可以有效纠正因市场奖赏成功而可能造成的社会等级分化。全球化的过程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但是也因为市场奖赏稀缺的生产要素加剧了一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由此激起了强大的政治抵制，威胁到了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的继续。

关于宗教价值观贡献大小的争论与关于自由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争论类似。后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和阿马蒂亚·森研究课题的中心内容。认为自由是好事，因为它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这样的论述显然对专制政体的批评者很具吸引力。但是对自由更深层次的理解认为自由具有其内在价值。

宗教价值观也如此。许多人基于实践研究证据，宣称信仰宗教是好事，因为它能增强经济效益。这也许是事实，在对威胁其政权合法性的信仰缺乏容忍性的专制社会里，这样的观点也许很有市场，但是谁能想象得出教皇向中国的领导层吹风，传达这一信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