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普林斯顿——饱受危机摧残的欧洲已经令人吃惊地将当初创立共同货币的目的抛诸脑后。取而代之的则是某些看似更为紧迫的焦点：充斥着悲观的欧元区崩溃论，以及那种穷尽一切办法，希望为欧元区内部深重的管治问题找到制度性修复方案的尝试。

但欧元可不仅是为了减少衣服口袋遭各国大小硬币磨损而做出的怪异探索，也不是为了方便欧洲内部贸易。这场宏大的欧洲实验反映了一种关于货币应该起到何种作用，又应该如何管理的新思维。通过设立一个独立于各国当局的中央银行，并由该银行发行一种“纯粹”形式的货币，欧洲人有意识地脱离了过去那种占统治地位的货币传统。

在二十世纪，货币——纸币——的创设一般被认为是国家的专利。纸币之所以能发行就是因为政府拥有定义缴税记账单位的权力。而该传统可以上溯到纸质（或者法定）货币之前的久远年代。多个世纪以来，甚至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时代，定义记账单位——里弗尔（中世纪法国）、马克（德国）、基尔德（荷兰），弗罗林以及美元——都属于国家（或者政治实体）的责任。

而对这种角色的滥用——比如政府利用通胀的方式摆脱巨额债务——对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政治秩序造成了极大破坏。二战后，那些致力于欧洲联邦化的自由主义政治家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曾担任意大利中央银行行长，财政部长，后于1948年就任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的经济学家路易吉·伊诺第在反思战争时提出了这一点：“如果欧洲联邦能剥夺各国利用印钞机来运行公共服务的权力，只允许它们用税款和无偿贷款来支付消费，那么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但滥用货币的行为对于那些拥有多层次主权的政治系统也同样危险，许多联邦国家也因此分崩离析。这是因为通胀并不是一个应对经济问题的良药，其良性和经济刺激效应也不会在通胀货币当局治下的整个区域均衡散播。而制造通胀则取决于中央银行将特定债务工具货币化的决定。

归根结底，货币当局不会只是决定要把所有负债转化成纸币。相反出于总体利益的考虑，它会认定某些行业，银行或者政治权力机构必须得到扶持。而那些并受优待的行业，银行或者政治权力机构无疑会对此感到愤愤不平，并将中央银行的行为视作滥用货币。尤其是在联邦系统中，那些远离核心的企业和政治权力机构最有可能被排除在货币刺激政策之外，并因此埋怨不已。

1920年在德国爆发的极度通胀助长了巴伐利亚，莱茵兰以及萨克森地区的分离主义，因为这些偏远地区认为柏林的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歧视它们。那些分离主义分子都是些政治激进派——在萨克森是左派闹事，而在巴伐利亚和莱茵地区却是极右派在活动。

关于类似效应还有更近的例子：在1980年代末的南斯拉夫，随着整个社会主义统治分崩离析，贝尔格莱德的货币当局不可避免地偏袒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这样的塞族政治家以及塞族的经济利益，导致克罗地亚族和斯洛文尼亚族希望脱离联邦。在前苏联，通货膨胀几乎变成了莫斯科官僚手中的玩物，因此也有更多偏远地区试图独立。

现代欧洲的缔造者们认识到不稳定且被政治滥用的货币将是欧洲的梦魇，并将导致各国之间破坏性的仇恨和敌对情绪。而支撑他们这一观点的则是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两位经济学家：哈耶克和凯恩斯。

哈耶克堪称坚持批评国家发行货币时间最长的人。他那套允许由无数私人机构组成的“自由银行”各自发行竞争性货币的方案比欧洲人在1990年代采取的方案更加激进。但哈耶克提出的货币发行机构必须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并因此免遭政治干涉的想法则成为了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核心内容之一。另一方面，凯恩斯为了制定整个战后秩序，提出（将各国货币）合并成为一个全球货币以确保稳定和反通胀。

而只有保证中央银行独立性才能构建一个合理而稳定政治秩序的观点并不仅限于1990年代的欧洲。该观点同样也反映在影响其他中央银行的立法变革，以及中央银行管理者与日俱增的威望之上。

但这个观点如今正遭受着最强烈的质疑。在应对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时，中央银行再次被用来将某几个欠债者所发行的证券货币化，而其他欠债者则被晾在了一边。拯救哪些欠债者的决定受到了政治的极大影响，并腐蚀了货币稳定的理念。

最近才卸任欧洲央行主席的让-克劳德·特里谢总喜欢将货币比作诗歌，因为两者都能给人一种稳定感。这个不寻常但准确的表述使人回想起奥古斯特·奈哈特·冯·格奈森瑙将军与普鲁士国王之间的著名问答。国王认为冯·格奈森瑙在十九世纪早期的爱国主义忧思“不过是些诗歌而已”，“那么宗教，祈文，对领袖的爱，对祖国的爱，这些不是诗歌又是什么呢？” 冯·格奈森瑙将军反问，“而王位的稳固恰恰是奠基在这些诗歌之上啊。”

同样，稳定的货币也是政治秩序的基石。我们不应该让当今的危机迷昏了头脑，却忘却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