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遭受的迫害不允许我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打击俄国“寡头”阶级的战争冷眼旁观、无动于衷（打击对象中也包括一些女性，最著名的是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的夫人）。既然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我又怎么可能完全置身事外？但局内人的看法同样非常宝贵，因为只有我们才清楚幕后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

身为打击目标的我对这场战争了解得一清二楚。因为被迫离开俄国、流亡伦敦来保护自己免受普京和克里姆林的迫害，我非常了解整个国家会怎样去迫害一个孤立无助的人。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毕竟，人们能否想象法国的国家机器¾警察、安全人员、军队、官僚机构¾都在统一指挥下采取行动，要把某个孤立无援的个人关进监狱？在除俄国以外的任何地方，这样的事情都不可想象。

这些年来，俄国政府倾全国之力，无情地要把我引渡回国接受审判。我花了3年时间才在伦敦的法庭上胜诉，幸运的是，俄国并没有对审判结果提出上诉。这表明克里姆林宫里还有人认识到，不是所有的法庭都会按照当权者的命令行事。

在伦敦法庭上，我证明了自己纯粹由于政治原因而受到迫害。英国政府裁定允许我在英格兰国内避难。

与寡头的争斗不是针对某一个人、也不是针对得来不义的财产，这一点与政府的说法有很大出入。这场战争针对的是独立的个体，这些人有足够的财力站出来对公众施加影响。这场争斗最初开始于2003年的议会选举，当时的独立政治家被逐个拉出来贴上标签。我可能并不赞同自由人士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和他的“雅布罗科党”（Yabloko Party），也不完全同意丘拜斯的某些政见（他后来继续在国家电力公司任职），但他们在获取杜马席位时都面临着不可逾越的障碍。

他们被封锁在了议会之外，因为实际上他们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他们代表了真心希望捍卫“自由俄国”的人士，这些人希望自由和民主能真正在俄国生根。他们在政治上几乎被彻底摧毁¾被吓走、被解雇、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

在迫害寡头的人中，我还没有看到过有谁不希望自己也成为寡头。实际上，那些深受普京总统器重的克格勃亲信们，虽然外表看上去一本正经，但同时都在政府和国有企业内部担任要职。臭名昭著的伊戈尔•谢琴（Igor Sechin），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里的黎塞留主教（Cardinal Richelieu），居然也抽出时间在国有大型石油企业，俄罗斯国营石油公司(Rosneft)中担任主席。由此看来，普京的反寡头运动的确不只是有一点虚伪。

俄国的寡头阶层必须合乎两个条件。首先，他们能比其它人更为清醒地预见未来。因此当所有人都认为俄国将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候，他们却意识到这种转变已经发生，因此在新的较量中赢得了主动。其次是快速建立经济王国后，他们希望能在关键的时刻参与政治，并且坚定地捍卫资本主义在俄国生存所必须的政治制度。1996年叶利钦的再次当选就是这样的时刻。

不幸的是，某些寡头在特殊时刻开始“坦白”自己的“罪行”。比如被监禁的尤科斯石油公司老板，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就当众忏悔来取悦克里姆林。尽管我不愿对遭受非法监禁的人提出批评，但我觉得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例子表明多数寡头都缺乏维护自己政治信仰的坚定决心。他们互相争吵，掉进了别人挖好的陷阱。

陷阱是什么？就是资本和权力分离的假话。这样的界限在民主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和社会的其它部分一样，金钱也能够操纵权力。实际上，富人和企业在互相竞争的同时，也在与其它利益集团展开争夺。

这样的政治措施使财富更负责任。只有采取这种方法，财富才能够成为政治和社会经济健康、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普京在寡头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社会将为这场胜利付出惨重的代价：财富将不仅仅是被胁迫，而将沦落为权力的工具和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