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 ——汇率乱象卷土重来。这凸显了对国际货币新秩序的需求。美元、英镑以及空前未有地紧盯美元的人民币汇率迅速走低，引发摩擦。1930年代的幽灵有些又借尸还魂了，尤其是由货币竞相贬值所引起的对不公平贸易优势的担忧。美国财长盖特纳已经谴责中国在操纵汇率了。

矫正汇率乱象有两种办法，但它们相互之间是尖锐对立的。一种是召开国际会议，由专家提议汇率计算模型，再由政治家来谈判。这种安排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但即便是布雷顿森林会议所确定的固定汇率也被证明是脱离实际的，所以很快就出现了一轮修正货币平价（parity alterations）以及坚持汇率管制的潮流。

其他以汇率问题为中心的会议统统都失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赞誉1971年代的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意义的货币协定。”但这个体系很快就分崩离析，各国的汇率安排也纷纷转向浮动汇率。

1987年的七国集团财长卢浮宫会议甚至没能达成任何一致结论。有些与会国赞成某种以目标区间为形式的半固定汇率，但说话很有分量的德国联邦银行却并不支持那种思路。

历史似乎意味着，有关汇率和储备问题新方案的会谈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第二种办法也许是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各国就什么是货币政策的恰当基础这个问题达成共识。如果这种共识能够广泛达成并且保持其一致性，其结果就是产生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历史上曾两度达成这种共识。第一次是在一个世纪前，当时信心的保证是黄金；后一次是在最近的全球化浪潮中，这回信心的基础是人类智慧解决政策难题的能力。通货膨胀的终结和所谓“大温和时期”（the great moderation）——人们以此来描述最近30年经济动荡几乎消失的现象——构成了某种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世界的大部分都经历了自由化过程，信心、贸易与繁荣也得到增进。

上述第二个时期对货币制度的探索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侧重点是货币总量目标法（monetary targeting）。第二阶段，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公开或隐含地采纳了通货膨胀目标法（inflation targeting），而这一阶段在为稳定货币政策建立基础方面更成功一些。

然而，通货膨胀目标法却从未成为一种明确的理念，而且这次金融危机也使它丧失了信誉。早在2003年，时任一家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伯南克就曾说，通货膨胀目标法“怪异、含糊，而且可能带点儿颠覆性”。如今这种感觉更强烈了。

在未发生相应总体通胀却形成了资产价格泡沫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应该作出多大程度的努力加以纠正和限制？关于这一点一直没有定论。资产价格上涨会一般地增进购买力，因为许多资产持有者此时都愿意（且能够）更多地举债消费。近年来，许多欧洲专家试图论证货币政策也应把资产价格纳入考虑范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却普遍抵制这一观点。

上述欧洲观点的困难在于，资产价格和消费者价格通胀可能会向不同的方向运动，就像21世纪头十年那样，所以同时考量两种因素会导致政策上的自相矛盾。这将致使央行面临丧失明确政策指导方针的风险。央行的公信力在于简单明了的法则，法则亡则公信力亡。

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学乖了。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变得较为复杂，也变得更为政治化，所以在国与国之间就出现了更多的差异和混乱。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一如既往地对股市和商品市场上的资产泡沫保持较为超然的态度，欧洲央行则会变得更关切一些。

由于货币政策观念上的分歧明朗化了，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就要求更广泛的政治辩论和更多的政治介入。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常常被视作货币政策透明化的先驱。长期以来，委员会成员谁对加息投了赞成票，谁投了反对票都会被及早披露，可谓高度透明。然而，恰恰是这种透明度，使得公众能够把委员会成员某些归入鹰派，某些归入鸽派。

如果说谁投什么票是清楚的，那公众就会越来越多地要求讨论委员会的人选：既然货币政策委员会是事实上的货币当局，它为什么不能由选举产生呢？在欧洲，早在欧洲央行成立之前，有关欧洲各国央行是否要向政治负责的类似辩论就已经相当激烈了。支持不同货币政策的阵营之间分歧越大，要求以政治办法解决争议的呼声也就越高。

这一发展势头好似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旧戏重演。当时的问题也在于，各国就货币政策和互相一致的政策框架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当时的央行在选择脱离统一的政策框架（金本位）之后也备受谴责。而央行的一国化倾向也构成了英国和法国左翼政治力量的主要活动平台之一。

再进一步说，那种发展形势也为操纵汇率以谋求出口、商业与工会利益的做法扫除了障碍。其结果则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这恰恰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潜在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