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房贷危机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日益担忧的、对被称为国际金融魔怪的国家财富基金上转移开来。但是，一旦次级房贷危机消退，对于国家财富基金的忧虑就会卷土重来。这是因为，与人们所希望的由次级房贷危机所产生的短暂不安相比，国家控制基金大量涌现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而且在政治上更为敏感。

确实，如果国家财富基金继续增加其投资，就必将永久性地改变发达经济体中国家和私人控制资产的相对份量。根据摩根斯坦利公司的估计，预计到2015年，国家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将会从现在的大约2.5兆美元上升到12兆美元。这使得对冲基金和私人直接投资公司控制的金钱相形见绌。因此，未来几年中金融市场的某些最大的投资者，无论是被动还是战略投资者都将会是政府机构。这些最大的机构将来自中国、普京统治的俄国以及某些不稳定的石油生产国，这就会给这一组合增添担忧因素。

亚洲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石油和原料出口国的超过5兆美元的外汇储备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财富基金的增长。这些经济体经常项目盈余以及大量的资本流入让它们的货币财政机关试图防止其货币升值，以便维持其产业的竞争力。

最初，这些国家将其外汇储备投资于流动资产之上，也就是短期美国国债以及由其他储备货币国家发行的政府债券。随后，它们发现它们所持有的流动性和低收益资产远远超过避免东亚在1997年和俄国在1998年所经历的那种投机性挤兑所需要的数量。毕竟，如果当你可以投资于房地产、股票市场或者高收益的企业债券时，何必持有5%回报可怜的美国国债、4%回报的德国债券或者0.5%的日本政府债券呢？

答案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各国中央银行正在将其多余的储备转移到现有或者新近成立的国家财富基金之中，而这些基金转而投资于高回报的股本之中。

但是，国家财富基金的出现却也带来了以“金融保护主义”形式出现的政治反弹。这些例子包括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未能收购美国的能源企业加州联合石油公司，以及迪拜港口未能购买美国的一家大型港口管理公司。美国国会现在正在考虑立法，意图是收紧外国收购美国公司的审批手续，而亚洲和欧洲也在发生类似的反应。

当然，并非所有的国家财富基金都倾向于战略投资，也就是在被收购的公司中拥有决定性股份。某些公司，例如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偏向于被动投资和多元化投资，并不在公司中拥有决定行股份。而中国在投资美国黑石私人直接投资集团10%的股份之时，回避了在公司管理层的投票权，或许是为了让美国金融管理机构满意。

国家财富基金的第三种类型采取在石油能源出口国家中的石油投资基金形式，这些基金将它们的大量石油收益储存到外国资产之中。实际上，挪威多年来就一直在默默地这样做。

有关如何应对国家财富基金的方式各不相同。英国采取放任自流的手段，而政治忧虑则左右了美国、德国和法国。有人担心能否投桃报李。也就是说，如果允许中国公司投资于美国和欧盟公司，美国和欧盟企业难道就不应该自由地投资于任何中国公司吗？还有人担心国家安全。如果“我们的”港口和安全产业或者其他“战略性”公司被中国、俄国或者沙特接管，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还有人会担心国家财富基金是国家拥有的这一事实。如果投资者的目标并非是将风险调整后的回报最大化，对公司管理将会发生什么影响？同样，还有对透明度的担心。许多国家财富基金并不公布它们的投资战略和运作方式。如果少数大型国有国家财富基金大量投资于不同的资产将会怎样？两千亿美元每周需要投资40亿美元，将会如何扭曲股本价格或者债券收益？

国家财富基金意味着全球金融体系正在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这一悲观的预言可能有失偏颇。但是，一小股政府机构管理大量的外国资产的确产生影响和后果。当然，只要美国每年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一兆美元，它就需要向类似中国、俄国以及政局不稳的中东石油生产国借款，而更多地将会是以高收益的股本投资而非低收益的政府债券形式进行。所以，除非美国开始更多地储蓄，否则，它将很难对为外部赤字提供资金的形式，也就是股本而非债务提出抱怨。

同样正确的是，现在助长国家财富基金增长的大量外国储备积累过度，而且是由错误导向的汇率政策驱使的。巨额被低估的货币造成经常项目盈余。这些国家需要允许更大的外汇灵活性以及货币升值来减少其外部盈余，以及减少积累巨额外国储备的需要。

确实，新兴市场经济体应当减少其外国资产囤积，而非希望渡过美国和欧盟反对国家财富基金的政治反弹。看起来，国家财富基金将会存在下去而且会发展壮大，而且它们的确有重大的效益。但是如果它们发育过大而其活动又不透明的话，大范围的“金融保护主义”将会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