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伦敦——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曾说，在论战中战胜对手的唯一方式就是活得比对方命长，他也身体力行，最终在1992年以93岁高龄谢世。而哈翁最幸运的地方莫过于比对手凯恩斯多活了近50年，虽然后者在世时在学术上对他大肆抨击，但他却最终赢得了一场后发制人的胜利。

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了批判中央计划体制的经典之作《通往奴役之路》，而当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在1980年代引用书中某些观点时，他的声誉也随之到达了顶峰。但在经济学永远没有定局。当哈耶克指出中央计划臃肿低效，并以此为市场辩护的理论日渐流行之时，凯恩斯认为市场需要持续干预以保持稳定的观点则得到了各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认同。

但这两大流派都在芝加哥学派“理性预期”理论的光芒下黯然失色，后者在过去25年内统治了整个主流经济学界。该理论认为只要所有经济部门都能充分了解所有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那么除非出现某些超出现有经济学理论范畴之外的意外事件，否则系统性危机永远不会发生。

虽然某些领军人物依然不愿承认，但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使“理性预期”经济学颜面尽失，并使凯恩斯和哈耶克这两大理论重新回到了后发制人的擂台上。论战的内容也跟1930年大萧条时大同小异。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市场的崩溃？正确的应对方式是什么？又如何防止未来的崩溃事件？

对于1930年代初期的哈耶克以及他当今的信徒来说，“危机”来自于与储蓄供应相关的过度投资，同时会在过度信贷扩张下爆发。银行贷款利率低于那些储户所要求的存款利率，使得所有贷款投资项目在短期看来都有利可图。

但由于这类投资未能反映机构在当期消费下对未来的真实偏好，因此完成这些投资所必需的储蓄也并不存在。虽然在中央银行的货币注入下还能继续维持一段时间，但市场参与者最终会意识到没有足够的储蓄去完成所有投资，于是泡沫开始破灭。

因此每个人为推动的泡沫内部同时都潜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泡沫破灭后的工作则包括清理那些错误分配的投资，减少消费以及增加储蓄。

而凯恩斯（以及如今的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危机来自于一个截然相反的根源：与储蓄供应有关的投资不足——就是消费或者总需求过低，不足以维持一个满足全员就业的投资——而这也必定会导致一场收益预期的崩溃。

这种情况也能通过消费信贷的方式来维持一段时间，但最终消费者将变得过度杠杆化并终止消费。事实上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对危机根源的解释区别不大，都将过度负债放在核心位置，只不过由此衍生出来的结论却是南辕北辙。

当哈耶克认为危机复苏需要清理过度投资以及增加消费者储蓄的时候，凯恩斯则认为必须抑制储蓄倾向并增加消费以维持企业的收益预期。哈耶克号召厉行节约，凯恩斯却呼吁大手花钱。

这里我们找到了为何哈耶克在1930年代那场大论战中输给凯恩斯的线索：这不仅因为清理过度投资的政策堪称政治灾难——希特勒借此染指德国政权。而是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所有社会成员——家庭，企业和政府——同时开始尝试储蓄，那么除非人们到了穷得连钱都存不起的地步，否则根本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经济下滑。

哈耶克的这一理论缺陷使得大多数经济学家倒向凯恩斯的“刺激”政策。正如经济学家利奥尼尔·罗宾斯回忆的那样：“面对当时那种陷入停滞的通货紧缩，那种认为首先必须处理错误投资……以及推动储蓄行为的理念……就变得不合时宜，就像拒绝给一个掉入冰窟的醉汉提供毛毯和保暖品，因为觉得此人最根本的问题是（身体因饮酒）过热那样。”

除了那些死硬派哈耶克主义者外，大家似乎都明显看到是2009年的那轮全球同步刺激计划阻止了另一场大萧条的到来。虽然为了拯救银行或者维持经济不至于在商业崩溃下沉沦，许多国家都花费巨资并损害或摧毁了自身贷款信誉。但人们也日渐认同如果公营部门在私人部门消费不足的情况下收缩支出的话，虽然整个经济将免于崩溃，却也会陷入长期停滞之中。

因此必须要更改政策。在这一点上欧洲希望不大；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否会追随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脚步。

为了避免未来继续发生同样严重的危机，凯恩斯主义者会坚持强化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哈耶克主义者则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建议。等到实施他们最喜欢的解决方案——废除被认为是过度信贷源头的中央银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而即便是一个没有中央银行的经济体也难免出现过度乐观或悲观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的态度无论在政治还是道德上都是不可取的。

因此虽然无愧于一个捍卫自由的哲学家，但哈耶克理应在1930年那场与凯恩斯的论战中败北，而且也将输掉如今的这场重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