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以来已经过去了二十个年头。从那时起世界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快的全球平均收入增长速度，同时引发大规模失业的通货紧缩或摧毁财富的通货膨胀很少爆发。真正能称得上与几十年前令人沮丧地普遍的宏观经济灾难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日本失去的15年以及从共产主义的转变所带来的艰难。

这种“大稳定”是格林斯潘就职时所未曾料想到的。当时美国的财政政策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比现在要严重得多。

印度似乎陷入了停顿的泥潭中。中国正在成长，但是其中间生活水准并没有明显超越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土地重新分配之后到强制的集体化把农民变成了农奴的那段所谓的“黄金十年”时的生活水准。欧洲的失业率刚刚经历了又一次大幅上扬，而“社会主义”国家与理性经济发展是如此不相容以致它们的政治体系在两年后将崩溃。拉丁美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叶的债务危机后正陷入它自己失去的十年中。

当然，1987年后并不是没有出现过重大的宏观经济冲击。美国的股市在那年的秋季因为技术原因而大幅走低。萨达姆·侯赛因1991年对科威特的入侵震惊了世界石油市场。欧洲的固定汇率机制在1992年瓦解。而九十年代其后的几年则出现了1994年墨西哥的比索危机、1997-1998年的东亚经济危机，以及巴西、阿根廷、土耳其和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问题，而新千年是以2000年网络泡沫的破裂和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的。

此外，今天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和偏离真实水平的汇率使我们面临着不仅仅是温和的衰退，而是十分严重和持久的经济大萧条的威胁。然而，迄今为止，除开日本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波兰以东国家转型失败所带来的危机之外，这些事件还没有哪一件造成过持久的危机。

经济学家们为宏观经济灾难为什么没有给更多的人带来痛苦以及扰乱上一代的长期经济增长给出了三种解释。第一，一些经济学家辩解说我们只是非常幸运罢了，因为还没有过哪次结构改革能使世界经济更具有韧性。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只不过是在掷骰子的过程中连赢了五次罢了。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和满足，但是我们不能寄望它会继续下去。

第二种理由是，中央银行最终学会了该怎样进行它们的工作。根据这种理论，在1985年以前，各国中央银行年复一年地改变它的目标。在某一年，它们可能会寻求控制通货膨胀，但是在前一年它们在努力做的降低失业率，而下一年它们可能会试图降低政府的债权融资成本，再下一年它们关注的可能是怎样把汇率维持在它们的政治首脑所倾向的水平上。

中央银行缺乏远见的决策意味着经济政策在从停顿到快速发展再到增速放慢之间不断转换。再加上折磨世界经济的普通冲击，这样的反复无常造成了1987年世界的不稳定，以致当时很多人很惊讶为什么会有像格林斯潘这样只在政府里呆过两年时间的人愿意接受这份工作。

最后一种解释是金融市场已经平静下来了。今天金融市场上有经验的投资商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他们给出的资产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未来基本价值给予打折后的理性预期。相反，在1985年以前，人们想的不是去确定基本价值，而是预测平均观点预期平均观点会怎样，并且努力在平均观点出现前先动手。由此，中央银行忙于控制受到投资者和商人的“动物精神”所带来的无规则变化冲击的世界经济。

当我在研究这些说法时，我并没有发现第一种理论有什么根据。我们的运气在1985年以后并不怎么好。恰恰相反，根据冲击全球经济的私营经济和其他冲击的程度来衡量，我认为我们的运气事实上相对来说很糟糕。

我也没有看到第三种理论有任何根据。如果我们的金融市场能比过去更理性当然很好。但是我并没有看到有任何机构的变化能促成它们这样做。

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把票投给这一理论：即认为今天我们的中央银行能力更强、更有远见、不再去短视地自己不断变来变去或是按照那些年复一年地随意改变他们被认为本该追求的目标的政治首脑的旨意不断变来变去。但愿这种状况会一直延续下去。

作者Delong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