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世界经济已经见证了一次全球化的崩溃。金本位制时代——伴随着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开放贸易——在1914年突然终止，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没能得到恢复。我们将要见证另一个类似的全球经济崩溃吗？

这个问题并不是凭空想像的。虽然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发达国家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水平，并惠及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几千万的贫穷工人，但是它是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上的。和倾向依靠国内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国内市场不同，全球市场的“根基是很虚弱的”。没有全球性的反托拉斯机关，没有全球性的最终贷款人，没有全球性的调控者，没有全球性的安全网，以及当然没有的全球性的民主。换句话说，全球市场的治理很无力，并因而使其缺乏公众正当性。

最近的事件加强了讨论这些问题的紧迫性。美国的总统选举活动突显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开放贸易支持的脆弱性。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显示了缺乏国际协调和规则是怎样加剧金融市场固有的脆弱性的。食品价格的上涨暴露了没有全球转让和补偿安排的经济相互依赖具有的消极面。

同时，不断攀升的油价提高了交通成本，导致分析家怀疑业务流程外包的时代是否正在终结。而且，隐现的气候变化灾难一直存在，它极有可能是这个世界曾经面对过的最严重的威胁。

   所以，如果全球化处于危险之中，那么谁是它真正的敌人呢？曾有一段时间，全球的精英们可以用这种思想来安慰自己：反对世界贸易体制的人主要是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私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无知而空想的青年。同时，因为他们明白保护和推进全球化是反对贫穷和不安全感的最好的方法，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真正的进步人士。

但是那种自信的态度现在几乎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疑惑，疑问以及怀疑主义。暴力的街头抗议和大规模的反对全球化的运动也消失了。现在制造新闻的是不断增加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全球化想象的十足的优点的质疑。

 因此，我们有了战后标志性的经济学教材的作者保罗·萨缪尔森，提醒经济学家同仁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进步极有可能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现在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家，论证说和低收入国家的贸易不再会因为太小而对不对平等没有影响；阿兰·布林德（Alan Blinder），前任美联储副主席，担心国际流程外包会给美国的劳动力造成前所未有的错位；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全球化最善于表达的支持者之一，写出了他对金融全球化结果的失望；以及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美国财政部长以及克林顿政府的“全球化先生”，思考竞相降低标准的国内监管的危险以及国际劳工标准的必要性。

  虽然这些担心几乎没有达到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样的人进行的完全的正面攻击的程度，它们仍然表明了一个显著的学术氛围的转变。而且，即使那些没有失去信心的人，也经常对 他们想要看到的全球化前进的方向有非常不同的观点。

例如，杰出的自由贸易支持者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和支持全球化的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都曾出面认为批评者极大地夸大了全球化的坏处，而且没有正确地评价其好处。但是他们对区域贸易协定的价值的辩论－伯格斯登支持，巴格沃蒂反对－就像上面提到的作者互不同意对方观点一样的激烈。

当然，这些知识分子中没有人反对全球化。他们想要的不是使全球化倒退，而是要在国内或者在国际上创立新的体制和补偿机制，以使全球化更有效，更公平以及更可持续。他们的政策建议通常很模糊（当需要明确的时候）并且很少一致。但是，在全球化上的对抗已经很明显地超越了金融报纸的专栏和主流智囊团的讲坛。

这是全球化的拉拉队需要 明白的一个重要观点，因为他们常常表现得好像“另一边”仍然是由贸易保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那样。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你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的问题，而是“全球化的规则应该是怎样的”的问题。现在，拉拉队员真正的辩论对手不是投石攻击的年青人，而是他们的知识分子同仁。

在1945年后的最初三十年间，起主导作用的是布雷顿森林共识——一个允许决策者在关注国内的社会和就业需要的同时，能够使全球 贸易恢复和繁荣的肤浅的多边主义。这个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被一个更深入的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议程所取代。

我们已经知道那个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全球化要继续下去，它需要一个新的学术共识来支持它。全球经济急切地等待着新的凯恩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