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对于欧盟减记受困欧元区成员国主权债务的方案，德国一直是反对阵营的领导者。与此相对的是，德国同意成立援助机构，比如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欧洲金融稳定机构，这两大机构加起来有5 000亿欧元的贷款额度，另外，IMF也提供了2 500亿欧元。

这些机构从本质上说就是再融资机制。债务深重的欧元区成员国可以申请以低于商业贷款的利率从这些机构贷款，但要以实施更彻底的财政紧缩为条件。现有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将维持原状。于是，债权人——主要是德国和法国银行——将不会在现有贷款上发生损失，同时债务人赢得了更多的事件来“打扫房子”。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到目前为止，有三个国家——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向这一安排求助了。2011年7月中旬，希腊主权债务规模为3 500亿欧元（相当于其GDP的160%）。目前，希腊政府必须为其10年期债券付出25%的利率，这些债券在二级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五成的折价。

换句话说，投资者预期，债务人只能偿还一半的债务。投资者的希望是，新贷款借贷成本的下降加上政府承诺的财政紧缩计划能够让债券价格重新回到面值，债权人银行不会受到损失。

这简直是在指望天上掉馅饼。除非一大块债务得到豁免，否则希腊绝无重塑信誉的希望。（事实上，从许多方面看，希腊都快要违约了。）对于其他重债国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只不过程度上稍轻点罢了。

任何可信的援助计划都必须要求债权人银行接受至少损失一半的现实。1989年，美国曾成功地实施了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计划，债务人——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同意竭尽所能偿还债务。借钱给它们的银行用新债代替旧债，新债的面值平均只有旧债的50%，而美国政府也替银行分担了一些损失。

减记和贬值，而不是紧缩计划，才能让债券价格复苏。对希腊而言，债权人至今仍不能接受需要减记的事实，欧洲各国政府也没有给出这样做的激励。

因此，德国对债务豁免的反对不可不谓是坏买卖、坏政策（对德国人除外），是在重蹈历史覆辙。德国人应该牢记20世纪20年代的赔款闹剧。在《凡尔赛和约》中，获胜的协约国坚持，德国应该偿付“战争成本”。他们把数字做了加总，并于1921年给出了账单：德国“欠”战胜国66亿英镑（相当于其GDP的85%），将分30年偿清。这一数字相当于德国年国民收入的8—10%（或其年出口额的65—76%）得拿出来还债。

但不出一年，德国就要求暂缓偿付并获得了同意。在1924年进行了大规模债务减记后（即道威斯计划），德国通过发行新债券融资偿还战争赔款。接着就形成疯狂的体系：德国从美国那里借钱，目的是赔付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而法国和比利时用部分德国赔款偿付英国，英国用更多的赔款偿付美国。

1932年，在全球崩盘中，这一整条三角债链条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但是，直到1980年，德国还在为战争赔款偿还贷款。

一开始，经济学家凯恩斯就猛烈抨击强加给德国的赔款。他提出了三个论点：德国不具备偿还能力，除非它愿意牺牲正常的生活水平；任何强迫德国牺牲正常生活水平的举动都会造成革命；同时，由于德国可以通过增加出口来偿还赔款，因此让德国赔款将牺牲被偿付国的利益。协约国需要做的是将德国赔款和协约国内部债务一笔勾销，同时发放大手笔重建贷款，让满目疮痍的欧洲经济重新站稳脚跟。

1919年，凯恩斯提出了一项完整的债务豁免大计划，连新债券的发行计划都一并想好了——该债券将由协约国的实力来担保，其收入将分给战胜国和战败国。结果这笔贷款的主要资金提供者美国投了否决票。

凯恩斯所欲纠正的是，试图在多年内收取过度债务还款的举措会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抑制德国，让一整代德国人陷入奴役、让几百万人类丧失体生活、让一个国家被剥夺快乐的权利的政策必然是可恶可憎的，”他写道，“就算它不会让整个欧洲的文明进程倒退。”

历史从来不会简单地重复，但以史为鉴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今，德国人会说，与战争赔款不同，希腊和地中海国家债务是自愿发生的，不是强迫的。这样一来，坚持要求偿付就是公平问题，而不涉及经济后果。此外，还存在一种合成谬误：如果负债者太多，那么各国的自身繁荣就与债务束缚在了一起。

在20世纪20年代，最终的结果是德国只偿还了战争赔款的一小部分，但由于达到这一点耗费了太长的时间，欧洲的完全复苏不得不推迟，这使得德国成为大萧条最显而易见的受害者，其国内出现了大规模不满，最终造成了灾难性的整治后果。德国总理默克尔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