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英格兰南安普顿——一旦人群开始聚集在德黑兰的街头，自然就会有熟知内情的人开始暗自算计：如果今天发生了大规模示威，那么明天就会冒出以“国家安全”为名的镇压威胁，第三天就有一批记者和新闻媒体遭到逮捕和查封，第四天则是秘密警察对示威群众的血腥报复，最后到了第五天，一切以几个关键反对派人物铛锒入狱告终。而在人们的预计当中，这一整套算计都将按部就班，分毫不差地发生在伊朗。

事实上，同样的步骤早就在2006年时的泰国和2007年的缅甸付诸实施——只不过是泰国用了10天而缅甸用了7天而以。而世界上那些怀抱独裁野心的人则早已把这个“一星期治国”的法则倒背如流了。

上述策略早就不能令任何人感到惊讶了。我们应该明白到这套经过历史检验的策略的确可以用来建立独裁——而同时也可以用来阻止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当一个准独裁者——无论其身处哪一国家，选择什么时机，是左派还是右派——想要封闭一个开放社会或者阻止一场民主运动，他都会遵照经典的十部曲：发出威胁—建立秘密监狱—发展准军事组织—设立监视机构—肆意逮捕公民—渗透公民组织—锁定关键人物—跟踪记者—把批评声音定义为“叛国”—推翻法治体系。

当这十步都各就各位之时，一场民主运动要最终生存下来就变得极端困难了——但如果反对力量能巧妙行事的话，生存下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昭示了近现代时期的世界各地人民如果试图重建一个开放社会的话，他们手中还是有一些有力手段可资利用的。

这些建立或者恢复民主环境的反对措施包括更多的大规模示威；反对派典型人物的形象树立及宣传；数量足够庞大，以至于难以被一网打尽的民众代言人；覆盖社会各阶层的公开民众运动和私下不服从行为，使经济陷于停滞；律师和法官对政权决策的不支持；与人权和公正选举挂钩的国际制裁；士兵和警察巧妙地违抗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的命令；最后，当法治体系被重新建立起来之后，对前政权领导人罪行的无情追诉。

当我们看到和平示威的人们被警察和民兵残酷殴打时，就应该在悲痛之中传达这么一种信息，那就是如果历史可以借鉴的话，坚持不断的示威将令伊朗的局势发展有别于缅甸甚至是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当大规模街头示威能持续一个星期或者两个——即使是那些开始殴打和逮捕示威者的政权也会在事实和心理上感到坐立不安

如果街头抗议能挺过关键的第一个星期，那么就会产生战术和感情了两方面的影响；法国大革命中的大规模示威令那些王公大臣意识到这些反抗民众是如此，不能像平常那样被镇压；而美洲殖民地的街头示威活动，即使面对逮捕甚至更坏的后果，也使美洲殖民地在英王乔治三世发动一场耗资重大而不讨好的战争之前就变得难以管理。在1980年代的爱沙尼亚，围绕着公开演唱被禁止的国歌这样的行动，小规模的非法抗议不断增加，而人们的勇气则随着抗议队伍人数每天数以千计的膨胀而不断受到鼓舞。

在美国，街头抗议终结了越南战争，而大规模的民权运动，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那样，使“正常的商业活动”都难以进行。在他看来，分裂性的大规模示威暴露了在一般情况下被掩盖或者忽视了的紧张关系，并使这种矛盾得以被辨认和解决

因此伊朗市民——以及所有渴望反抗一个残暴政府或者抗议一个民主政权的——都要牢记这些历史经验。有效的示威必须能中断商业活动，甚至在理想的层面来说，要中断交通。伊朗民众已经展示了巨大的勇气，而他们如果能继续涌入街道并坐下来，躺下或者只是站着，效果都会更好。除非一个政权真的下决心要用机枪血洗街道，否则的话一个和平，坚定和长期的对“正常商业活动”的阻挠往往是有效的。

而西方可以做的则是给伊朗施加压力——这也包括对未来的其他政权——以保证示威者的安全。Natan Sharansky说这种战略——西方追踪并要求政权对其国内异见分子的待遇有所保证——帮助了苏联的解体。而在这场危机中，美国总统应该和人权组织共同组建一个前线联盟，而这些组织则告诉他具体应该怎样跟进，支撑并支持那些被逮捕或未被逮捕，或者碰到更遭待遇的伊朗人。

巴拉克·奥巴马说美国人和那些支持自由集会权的人“站在一起”。这对那些在美国扶持下的独裁政权治下的人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对于那些因为参加这类集会而在美国支持的政权的监狱中挣扎求生的反对派领导人和记者们也是好消息。但这只是个开始，而真正的革命，则是西方民主国家真正开始用人权和民主进程作为基准来构建其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