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开罗 —— 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经常指责欧洲，认为欧洲只能靠大洒金钱来掩盖其在阿拉伯 - 以色列冲突方面的政治软弱。他们认为如倘若欧洲真的想作为全球事务参与者被受到重视的话，就必须在送钱的同时展示一下自己的一身肌肉。

在阿拉伯人眼中，欧洲的官员其实已经默认了这些指责，同时也把责任归罪于欧洲复杂的多边政治形态以及欧盟机构的官僚本质上。而那些参与对欧会谈的阿拉伯人也早就心灰意冷：他们期望欧洲能成为一个行动上的强权，而不仅只是个语言上的巨人。

但把欧洲在阿拉伯 - 以色列冲突中一步步往错误方向推的，恰恰就是欧盟试图逐渐表现得像一个单一国家的意愿。欧洲在中东和平进程上的软弱常常被错误地解读成和以色列作对的后果。而那些政策顾问则认为获得以色列的信任就是欧洲在和平进程中赢得支持所必需的。但在这方面以色列似乎对什么都不太感兴趣：不管是技术转让，关系升级，合作协议，甚至是加入欧盟的前景。

至此欧洲的政策就在引诱以色列和贿赂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之间来回打转。资助以色列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占领则同时满足了上述两个目的，而代价就是欧洲纳税人口袋里掏出的数十亿欧元。但这一政策既没有为欧洲赢得承认，也没有换来亲密关系。巴勒斯坦人继续贬低欧洲的贡献，而以色列人则痛斥欧洲“资助巴勒斯坦恐怖活动”。

到最后，欧洲白白花了一大笔钱，却把自己的弱点暴露无遗。只是不知在欧洲最终放弃这项不中用的政策之前情况还将会恶化到何种地步。

欧洲这种通过引诱占领者来换取自身在最终结束占领的进程中取得一席之地的想法似乎是行不通的。须知以色列要得可不是一个公正的协调人，而是一个无条件的支持者。这也是以色列为什么倾向于将美国视作独家协调人的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什么在任何美国总统试图形成与以色列观点相左的想法时，以色列对美国垄断角色的承认当即灰飞烟灭的原因。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施加权力的能力往往就能力挽狂澜。换句话说，不管把什么诱惑摆在以色列面前，最终真正能推动这个国家的其实还是运用权力 —— 而非魅力 —— 的能力，而也正是这种能力才能决定一个外部力量究竟能否在阿以和平进程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欧洲无法在解决冲突方面扮演一个角色的原因并不在于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反以色利观点，而是因为欧盟并不是一个国家。国家并不需要别人赋予它角色；因为在一个国家施展自己的权力资产时就自动得到了一个角色。而欧洲却无法施展那种足以影响阿以和平进程的权力。

但是欧洲也可以另辟蹊径。为了改变以色列 - 巴勒斯坦之间的内在动力，外部势力如今需要影响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者内部的政治权衡，使得达成和平的费用降低，占领的成本增加。任何有意义的阿以和平都必须构筑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归还之上（在特定条件下），但除非以色列内部的政治权衡有所改变，否则任何一届以色列政府都不愿意甚至不能达成这一点。因此将撤退变成一个可以接受的政治选项（或者增大占领的政治成本）就成为了一个有实质意义的和平进程的必需之处。

欧洲曾经尝试过激励以色列撤退，但单单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增加以色列的占领成本。简单来说就是需要引入一个“占领税”。这个举措和实施制裁不同，因为制裁将有可能触发以色列的“马撒达复杂心理”并将这个国家推向极端。而一项占领税将集中作用在犹太定居者的经济状况以及对巴勒斯坦人的人权侵害上面。

如果要执行这项税务，欧盟首先就要全面禁止进口来自犹太人定居点的产品 —— 以及一切相关交易，而不仅仅是像当前这样将定居点生产的产品排除在海关优惠待遇之外。企业和银行应当被禁止在定居点区域内（或者和定居点）做生意，尤其是针对那些定居点建筑企业和他们的供应商。必须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令其停止对定居点的经济援助。

这项占领税也应当包括终止以色列国防军享有的豁免权。有国防军军官辩称在占领过程中发生的某些人权侵害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们的人权纪录也不比其他占领军更差。

他们说得没错；如果没有系统性的侵害人权行为，占领活动根本就无法维持。而这也恰恰是为什么必须加大这类侵害行为的成本的原因：这等于向以色列选民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占领的费用一定会上升。而如果要实现这一点的话，欧洲就需要支持针对以色列国防军战争罪行以及其他形式违反国际人权法律的调查，并在确认上述罪行确实存在时成立国际法庭。

只有美国才能把以巴双方带到一个新的谈判进程中去，但距离一个草拟一个政治解决方案的蓝图依然遥远。欧洲和其它方面可以支持这个进程，但主要是通过影响以色列的内部政治权衡来实现。而这样一个角色既能保护欧洲在中东地区的更广泛利益，同时也允许其维持自身的价值观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