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如果世界是公正的，那大多数新兴市场现在应该是对吞没世界发达经济体的这场金融危机隔岸观火。它们即便不是完全不受影响，也不致受太大的影响。这一次，使金融市场着火的不是因为它们的恶行，而是华尔街的恶行。

新兴市场的外部头寸和财务状况从未像今天这样强大，这得益于它们从自己常常爆发危机的历史中所获得的痛苦教训。我们甚至应该允许这些国家对于美国和其他富有国家所陷入的麻烦抱以某种幸灾乐祸的态度，正如我们应该允许孩子们在父母不以身作则而遇到麻烦时窃喜。

然而，新兴市场正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金融动荡。现在人们担心的不再是它们是否置身度外，而是其经济可能会陷入比处于次贷危机震中的那些国家所遭受的更严重的危机中。

其中一些国家本应该更懂得以及更迅速地保护好它们自身。冰岛几乎不值得原谅，因为它基本上把它自己变成了一个高度杠杆性的对冲基金了。还有其他一些中东欧的国家，比如匈牙利、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也处于极大的危险中，它们拥有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并且公司和家庭都背负着巨额的外汇债务。阿根廷这个国际金融体系中使大人难堪的孩子总是会制造出某种花招使投资者感到胆战心惊，这一次是其私人养老金的国有化。

但是金融市场似乎很少对这些国家与其他一些国家加以区分，比如墨西哥、巴西、韩国或者印度尼西亚这些在几周前还被视为财政健康的典范的国家。

看一看韩国和巴西所发生的情况。这两个经济体在不久以前都遭受过货币危机。韩国是在1997-1998年而巴西是在1999年，随后它们都采取步骤提高了金融韧性。它们降低了通货膨胀，让货币自由浮动，保持对外盈余或者很小的赤字，并且更重要的是积聚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其数额现在已经大大超出了它们的短期外债）。巴西在财政上的良好表现使标准普尔甚至在今年四月将它的信用评级提高到了投资级（而韩国多年来一直被评为投资级）。

然而这两个国家还是在金融市场遭受了沉重打击。过去两个月，它们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跌去了大约四分之一，而股票市场跌得甚至更厉害（巴西下跌了40%，而韩国下跌了三分之一）。这些都根本无法从经济基本面上得到解释。两国最近都保持了强劲了经济增长。巴西是一个商品出口国，而韩国则不是。韩国严重依赖与发达国家的出口，巴西的依赖性则小得多。

它们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都是在非理性的恐慌下理性地逃向安全地的牺牲品。富有国家对金融部门所作出的公共担保更清晰地暴露了“安全”和“有风险”的资产之间的界线，而新兴市场上的资产显然属于后一类。在这里经济基本面被甩在了一边。

更加严重的是，新兴市场缺乏发达国家所具备的工具以制止它们国内的金融恐慌即国内的财政资源或国内的流动资金新兴市场需要外汇，而这需要外部的支持。

需要做的事情是很明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国家的中央银行必须担当起作为最后手段的全球借款者的角色并提供大量的流动资金，迅速地并且不附加太多条件地支持新兴市场的货币。所需要的贷款规模可能会达到数千亿美元，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迄今为止所提供的任何贷款的规模。但是这里并不存在资源短缺的问题。如果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授予特别提款权以获得所需要的全球流动资金。

此外，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将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也应该参与到这项拯救任务中来。中国经济的活力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而一旦新兴市场倒下了，它的出口也会遭受沉重打击。事实上，鉴于中国需要经济的高速增长来保持社会的稳定，一旦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它可能将面临最严重的风险。

即便完全从自身利益考虑，发达国家也需要这样做。新兴市场货币的崩溃以及由此产生的贸易压力将使它们更难防止它们的失业率急剧上升。在缺乏新兴市场财政支持的情况下，类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那种保护主义恶性循环的末日情景恐怕很有可能会重演。

美联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步骤。美联储与四个国家（韩国、巴西、墨西哥和新加坡）分别互换了300亿美元的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为少数有良好政策的国家创设了一个新的短期流动性贷款机制。问题在于这些措施是否足够以及无法获得这些计划帮助的那些国家该怎么办。

因此当11月15日20国集团在华盛顿召开危机峰会时，这一问题应该成为它们讨论的主要议题。讨论建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全球监管体系还有的是时间。现在最首要的问题是不让新兴市场因为华尔街在金融上的愚蠢行为而遭受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