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1997~1998年金融危机过去之后，亚洲主要新兴市场——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甚至还有印尼——发誓“绝不”会让国际资本市场再次羞辱。它们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修复将其金融体系拖入万劫不复的结构性缺陷。

许多欧洲新兴市场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也经历了濒临死亡的体验。在国际和国内政策干预下，它们的货币和银行系统在悬崖边被拉了回来，但许多国家还是出现了产出大幅下降和失业率大幅升高。不幸的是，它们并未体现出亚洲同侪那样的强化经济体系的决心。

亚洲国家在危机之后接受了内部和外部的仔细检查。显然，它们变得脆弱的原因是竞争力下降、治理不善以及缺乏透明度。缺乏监管的银行系统、无效的市场结构、竞争程度低下以及贸易和经常项目管制也被指为短板。亚洲各国所采取的对策各不相同，一些改革机会也毫无疑问被白白浪费了，但它们无不吸取了沉痛教训、改善了制度。

相似地，拉美新兴经济体也在灾难性危机后改变了经济决策机制——不少国家动作还不、强化了去美元化的货币框架，建立了国内资本市场，促进了市场自由化，改善了治理。这些措施改善了经济基础，从而减少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新兴欧洲国家必须进行同样深刻的自我反省，但如今它们已从最坏的情况中被救了出来，这似乎已使它们觉得没必要走这样的程序了。新兴欧洲需要回到快速增长之路上去，不仅要快速，还要安全、可持续。

在危机前的十年中，新兴欧洲经济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许多国家的增长率在新兴市场中位列前茅（虽然与中国相比还有差距）。在出口方面，它们与中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很显然，新兴欧洲在危机之前便已开始丧失众多促其成功的优势。新兴欧洲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远快于竞争对手。比如，在2001~2008年间，拉脱维亚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比美国快10倍。在加入欧盟之后，新兴欧洲通过改善贸易安排来获得增长之路也被堵死了。新兴欧洲的主要出口市场——发达欧洲已不可能如过去那样快速增长了。

此外，新兴欧洲太依赖外国储蓄来支持经济增长，许多国家有着巨额长期经常项目赤字。赤字的主要融资方式是不产生债务的外国直接投资流，但外债，特别是私人部门的外债，增长得也十分迅速。外部融资刺激了外币债务的增长，而借款人通常并没有外币收入。于是，汇率风险被转嫁到最缺乏风险控制能力的群体——家庭身上。而银行也被巨大的风险暴露压得喘不过起来。

在危机之前，新兴欧洲的工资一直以快于生产力的速度增长，竞争力由是下降，只能以国内需求作为主要增长引擎。融资便利和商品价格高企推后了艰难的基础设施、电力、教育和卫生等领域的改革。商品价格大涨刺激了新兴欧洲的快速增长，于是生产多样化便不再作为政策的当务之急。

新兴欧洲需要找到新的竞争力之源。要是商业环境能有巨大改善，竞争力还可以上一个台阶。今年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转型报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商业经理人最担心的是无法雇到熟练工人、税收缺乏可预测性和透明性、以及腐败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可走，但各国之间可以相互借鉴。比如，匈牙利等国家千方百计地保证教育质量，这对长期竞争力而言是相当关键的。爱沙尼亚可以作为简化税收的榜样，而它学习的样板则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格鲁吉亚通过大规模政府裁员、提高剩余政府雇员待遇、重罚行贿等措施彻底解决了减少底层腐败问题。

新兴欧洲有着很好的基础增长模式。只要实施了必要的改革，完全可以增加潜在增长率。同样重要的是，它们将建立起缓冲机制。有了缓冲机制，就能对抗外部冲击以及像新兴亚洲和拉美那样实施反周期措施为未来系统性危机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