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

苏联的意识形态总是关注着未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日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似乎完全聚焦于过去。

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理于近期为波兰《选举新闻》撰文，以纪念纳粹入侵波兰六十周年，此文表达出普京将二十世纪的欧洲历史当作俄国政府一大重要事务的决心。这篇文章反映出了普京时代那些深刻而尚未得到解决的难题：在区分苏联之往昔与俄国之现在这一问题上的无能为力；政治保守主义与历史修正主义的肆意结合；以及对民主制度核心价值的一种近乎缺乏理解的冷漠。

普京在这篇文章中并未对苏联的崩溃发出哀叹，尽管此前他曾将这一事件称为“二十世纪最重大的灾难”。事实上，他甚至向那些埋葬了苏联及其势力范围的民主运动给予了赞赏，同时他也没有对二十世纪的革命表示同情，而是将其称为人类以自戕方式导致的“深度创伤”。

真正令普京及其历史顾问们焦虑不安的是关于二战的记忆。在他们看来，苏联对纳粹德国取得的胜利是苏联留给他们的、本国和本民族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他们也将这一胜利视为对另一种记忆的主要反制力量，在后一种记忆中，苏联成为了一个使用野蛮残忍、且缺乏正当性之暴力的政权。

普京版本的历史并未完全否认这段记忆。今年夏天，他公开命令其教育部长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著之《古拉格群岛》的部分章节纳入高中的课程体系之中。准确地说，普京所关心的是苏联历史中二战部分与斯大林主义部分之间的平衡。他提倡一种 “考虑时代情境”并“理清前因后果”的历史观，承认斯大林式的恐怖，但却将之解读为针对击败纳粹这一特殊需要所作出的回应。

普京通过忆及“2700万我国同胞”之死，总结出了他对这场战争规模的理解。由于苏联官员并未将战时死亡的定义限于军事行动造成的直接伤亡，而是将其放宽至全部的“人口损失”，因此这一数字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大。于是，对于苏联在二战中死亡人数的官方估计从斯大林时期发布的七百万，上升至赫鲁晓夫时期的两千万，又增至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两千六百六十万，而在普京的估计中，平民死亡人数至少占据了总量的三分之二。

不幸的是，普京并未说明他将哪些人算做其同胞。如果他指的是那些生活在俄罗斯现有领土上的人，那么这一数字将会大幅降低。然而普京并未这样做，而是将死于战争期间的所有苏联公民都包括在了统计范围之列，其中就有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其他地区的人员。而且当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哥尼斯堡以及波兰、芬兰、摩尔多瓦和日本的部分领土之后，这些地区的各国公民也摇身变为苏联同胞。

此外，由于普京那种“考虑时代情境”的历史将苏联时期的苦难纳入到为了打赢伟大卫国战争这一目的之下，因此他在估算人数时，将那些在保卫苏联的战斗中牺牲的人、与那些被苏联通过大规模杀戮、流放和强制劳动夺去生命的人混为了一谈。按照这种逻辑，人们也可以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恐怖统治、集体化运动和饥荒的遇难者加以重新归类，以此增大希特勒在苏联造成的伤亡人数。

普京用一种因果结构，将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与1939年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这两大引发二战的事件联系在了一起。在普京笔下，两次与纳粹合谋之举都是有违道义的错误行为，然而后者只是对前者的一种反应。的确，英国的内维尔·张伯伦与法国的爱德华·达拉第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签署了一份可耻的协议；但当希特勒撕毁协议后，张伯伦和达拉第就都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并且在二战爆发之时，这两人都已下台；然而，独裁者们却继续把持着政权，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皆不例外。

而且，尽管《慕尼黑协定》是以一种犬儒的姿态为希特勒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之举提供了佑护，但它毕竟是一份内容直白的公开文件。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真正重要的部分却是其秘密附加协议书，这份密约在受其影响的国家并未同意、甚至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欧洲一分为二、分别划入斯大林和希特勒的两大帝国领域之内。在整个战争期间、以及1956年之前继续掌权的莫洛托夫，在其于三十年后去世之前，始终矢口否认这一秘密附加协议书的存在。民主国家也会铸就耻辱的错误，但它们最终会对其加以纠正，或至少为所犯下的过错表示歉意；而且，这些国家会将使其身陷困境的人士赶下权力宝座。

将民主与独裁的行为等而视之是一种错误，甚至为道义所不容；然而这正是新的俄国等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