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波特海滩——

我并不认识你，但每次我坐飞机遇到状况的时候，我都相信紧闭着的驾驶舱门里的飞行员知道如何处理，这能令我安心不少。而如果我能通过打开的舱门观察飞行员因飞机操纵反应不良而神情沮丧，手忙脚乱地翻查操作手册，我的感觉一定会大不相同。

而如今人们之所以会感到不安，就是因为很多西方政客正如第二类飞行员。这种感觉不但表明政客的行为总是自相矛盾，也反映出经济结果总是与预期相去甚远。

这种感觉在欧洲、美国和日本非常明显，在这些地区，经济情绪指标再度恶化，原本就相当疲软的复苏陷入停滞，过度膨胀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一日危过一日。不难理解，企业和家庭日子过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让政客的工作难上加难。

在欧洲，尽管峰会、计划、大手笔援助和为社会稳定而采取的令人痛苦的经济让步此起彼伏，但政客们依然没能阻止主权债务危机在欧元区外围国家蔓延。欧洲经济就好像是一架飞行员不知所措的飞机，其经济已不再按操作指令行事了。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上周给欧洲集团首脑、卢森堡首相容克写了一封强硬的信，上面写道：“市场和评级机构的反应与我们的预期不相符。”

结果总是与政客的预期相去甚远，无怪乎欧洲官员之间那么不和谐了。政客的措辞越来越矛盾，而且，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种矛盾措辞是用公开而焦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欧洲的不和并不仅仅存在于“解决方案提供者”（欧洲央行、欧盟和IMF三巨头）与正在实施痛苦紧缩政策的国家（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之间。三巨头内部也存在危险的不和，法兰克福（欧洲央行所在地）和柏林（德国政府）之间的分歧尤其具有破坏性。

美国的情况没有欧洲那么紧急，但也存在政策无力情况。尽管美国实施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刺激，但经济增长仍然非常缓慢，失业率也始终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中期财政前景依然不妙，而从短期看，政客们在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如同小学生吵架那样吵得不可开交，而他们还希望以此来维持美国宝贵的AAA级信用评级！

政客们还面临复杂的技术难题，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其最新讲话中已经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他坦承，“我们并没有找到切实的结论。”

美联储的经济操作手册——包括技术模型和历史分析——不足以为如今的经济困局指明出路。因此，毫不奇怪，在最近一次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之后立刻举行的发布会上，美联储在未来货币政策问题上分成了两派，一些人预期会进一步宽松，其他人则预期实施一轮紧缩。

与此同时，日本继续在停滞中挣扎。大地震（及其所引发的灾难性海啸和没完没了的核泄漏）过去四个月后，日本仍没有出台全面的重建计划。由此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使多年来经济增长萎靡的局面雪上加霜，也进一步恶化了公共债务。

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政客面临六大问题。首先，这三个经济区域均在令人不安的去杠杆化过程中步履维艰。去杠杆化就像是飞在空中的飞机被抽走了氧气，会动摇社会稳定、严重影响官方政策的常规效率。事实上，如果放任不管，这三个地区很可能将不堪债务重负，改变已存在多时的社会契约，导致大面积失序、经济衰退，甚至可能造成又一次金融危机。

其次，国内去杠杆化过程加剧了其他结构性障碍。各地区和部门（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信用中介等）的具体现实各不相同，但结果将是相同的不幸：增长能力受损，因此可能无法有序地走过“债无宿醉”过程。

第三，政客的操作是在全球经济大重组的背景下进行的，以中国为首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兴市场继续在发展突破阶段高歌猛进。

第四，政客们选择了周期性措施来对付结构性问题，这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这是他们没能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非常规问题的又一明证。

第五，政治让问题极大地复杂化了。原因很简单：在大多数情形中，必须实施的结构性措施能带来长期的好处，但会造成即时的痛苦——而政客憎恨这样的权衡，因为他们的任期可没有这么长。

最后一个问题是沟通不力。我几乎从未见过政客在描绘清晰的中期经济前景方面如此失败的情形——这样的失败加剧了不确定性的严重和令人不安的程度

所有这些问题表明，我们应该对现今的政客们说一句“我可怜你”，他们得面对非比寻常的困难挑战，手上的工具又非比寻常地低效。但怜悯绝不是免死金牌：我们同样应该敦促政客跳出传统周期思维，形成新思维，以便更好地理解并更有效地处理当今世界焦虑症背后的更复杂但更关键的结构性问题的。

不幸的是，思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转变；在不少情形中，政策思维的转变可能会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那些幸运地做了未雨绸缪的企业和家庭肯定会继续按此行事。不幸的是，其他人将面临更严厉的动荡，需要进一步勒紧裤腰带——驾驶舱门没有关上，他们连心安都无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