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数十年以来，凯恩斯主义都和社会民主的大政府主义政策相关联。但其实凯恩斯和其关系比较复杂。虽然他是社会民主政策核心价值观的设计师——特别是侧重于充分就业方面而言——但他和社会民主的其他政策，例如公有制或福利国家的无限延伸等却并不想关。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以资本主义的优劣评判作为结束语。一方面，资本主义给了个人自由，选择和创新精神以最好的保护。另一方面，无监管的市场无法实现文明社会的两个中心目标：“经济社会的致命错误在于无法提供充分的就业以及保证社会财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这就凸显出政府在其中的重要性，这也是左派思想的重要观点。

在1936年《通论》一书发表之前，社会民主人士并不清楚如何实现就业的充分性。他们只是侧重于剥夺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如何实现充分的就业一无所知。

这种理论起源于李嘉图和马克思的思想，所谓资产阶级需要保持“一定数量的失业大军”来维持其利润。如果消灭了利润，失业大军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劳动者就会获取应得的报酬，任何想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

但是，想用政治的手段和平地实现整个社会财富的公有化几乎不可能，这种方法致命的缺陷在于忽略了人类不断提升的需求。其假设的前提是如果消灭利润，需求一直维持充足。

凯恩斯告诉我们，严重失业现象产生的原因不是劳工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而是在未知世界中的私人投资不确定的投资前景。几乎所有的失业起源于经济萧条周期中的投资需求低迷。

那么，我们要做的不是将生产资料国有化，而是投资收益的社会化。私人运营不是错误的源泉，如果再加上政府担保足够的支出，就能保证充分的就业。这可以通过财政金融政策手段来加以实现：调低利率和加大政府投资。

简而言之，凯恩斯在没有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实现了社会民主人士的核心目标。而且他认为，财富的再分配确实能保证充分的就业。消费需求的提升可以同时刺激投资者意愿。同时，低利率环境下的充分就业可以消灭食利阶层——那些靠利息和租金来存活的人。适度的财富再分配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较为激进的政治理念，但政府的干预也应有一定的限度。只要“增加的财富是用于改良生产工具，劳动者能得到基本的回报”，政府就不应该干预。公有不能替代私有，只能作为补充。

今天，关于充分就业和平等的理念一直是社会民主的核心。但政治斗争的方式已经呈现出了新形态。政府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实业家和剥削者）之争已经演变为政府和金融之争。不论欧洲议会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措施，英国政府在金融危机时禁止卖空的措施，或是对银行家的奖金设置上限，这些都是减少金融投机客破坏经济的现代翻版。

全球化的结果导致我们要限制金融的权力。资本比货物人力更易于流动。然而，跨国公司更习惯于运用其巨大的金融资源来给政府施压，要求放松管制（否则他们就抽走资本），这场危机后果导致规模越大的公司损失越大。

大而不倒就说明太大了。凯恩斯认为“金融市场”不稳定造成了我们当今不算小的问题。”这样的警钟70多年之后依旧有效，如今的金融行业不是为了保障投资者的权益，而是为了自身的权利。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呼吁政府的积极干预。然而，凯恩斯认为，政府的干预应由基于成熟的经济经济学，而不是意识形态，社会民主或是其他什么。

国家干预用来弥补私人企业非理性行为所导致的缺陷。目前的危机非常清楚地表明，市场无法自我监管；政府对本国监管非常重要。同样，时间不一致性问题防止跨国机构操纵市场，征收国际税可以重新对资本流动限制，在危机蔓延到全球之前加以控制，这也是政府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然而，凯恩斯对社会民主最大的贡献不在于具体的政策，而是他坚持认为，国家作为公共产品的最终保护者，有着监管和补充市场的责任。如果我们需要市场来阻止国家做恶，我们同样需要国家来阻止市场作恶。如今，也就是阻止金融市场来作恶。即限制其权力和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