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上周，前独裁者将军豪尔赫•魏地拉（Jorge Videla）被法庭宣判有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罪名包括在阿根廷上世纪70年代的“肮脏战争”中，他滥用酷刑和处决已经解除了武装的战俘。这些都是几十年以前犯下的罪孽。在阿根廷已经恢复民主这么多年后的这项判决究竟有什么意义呐？

起诉魏地拉和其他疑犯是美洲人权法院开创性地启动了一项司法诉讼案件。美洲人权法院已经将给予阿根廷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前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大赦令束之高阁，这些大赦令是这些国家过渡到民主制度的部分安排。该法院认为，追究这些独裁者所犯的罪行是一项人权，从而驳回了许多拉美国家作为和平过渡到民主制度的一个条件而给予这些独裁者的豁免权。

这个地区性法院在十二月做出的最新裁决中，推翻了1979年巴西颁布的大赦法令，这项法令使该国在长达21年的军事独裁统治期间犯下种种罪行的军官们免于法律追究。美洲人权法院裁定：“巴西大赦法的条款阻碍了对严重侵犯人权案件的调查和对罪犯的惩罚，与美洲人权公约相抵触。”接下来就是要求某些人接受法庭的调查。在一次对游击队的扫荡中，政府军将70个农民驱赶入阿拉瓜亚河溺死，某些军官要为此而负责。

在这些案件中，受害人、维权律师和人权宣传组织在国内无计可施后都求助于这家区域性人权法院。这些国家国内的政治和法律文化仍然没有准备好直面过去独裁统治的幽灵。例如，巴西的最高法院最近仍然坚持巴西的大赦法符合宪法规定，而且得到了巴西历届政府的支持，包括路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的中左政府。他们都回避追究在巴西军事独裁统治期间犯罪的问题。

在阿根廷，即使军政府下台后的第一任民选总统劳尔•阿方辛的任内，该国依然有1/3的杀人案是警察的法外私刑处决。上世纪90年代的秘鲁安全部门也发生过类似的一幕，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正在为此而付债。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尽管经历了30多年的民主制度，文官统治和制度建设依然软弱无力。新的民主国家面临着许多政治与经济的挑战。这些使一个新生的，而且常常是脆弱的民主国家在早期，其警察及安全部门的责任重大，对他们的要求往往可以称得上是苛刻。这起诉讼所发出的重要信息是，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但事关人权，特别是“反人类罪”，则无法摆脱责任。

这不仅是一个拉丁美洲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通常，政治、军事领导人和情报精英们在避免受到法律制裁方面都表现的顽强而精明，就如同他们在犯罪时所表现出的狡猾与残酷一样。不应该让他们产生可以逍遥法外的念头。国际刑事法院没有设置时效限制，我们理所当然应当继续追究和起诉那些曾犯有大屠杀罪行的人。

几年后，不仅是对那些杀人犯要进行追究和惩罚，而且还要更改目前的某些政治信条，需要对官方进行镇压的理由设置某些限制。阿根廷军政府的罪行毕竟只被框定于在“肮脏战争”中对所谓的“恐怖分子”的暴行，而其真正的犯罪是对不同意识形态和阶级背景的公民肆无忌惮的迫害。

这个教训，随同对魏地拉的判决一道传递下来，证实了人类在努力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法律规则。世界各地的暴君们（某些人虽然披着民主的外衣）最好还是注意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