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成员国大会决定研究什么样的知识产权制度才有利于促进发展。虽然未曾引起广泛的关注，但从某种意义上，这次行动的意义丝毫也不亚于世界贸易组织决定把正在进行的回合谈判核心问题界定为促进发展。这两项决议都承认，与其说国际经济竞争现有的规则反应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还不如说反应了先进工业国家，尤其是先进国家中大企业的利益更为妥当。

如果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会从一定程度上削弱某些人从事特定类型的创造性研究的积极性。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代价也不容忽视。创意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源泉，而如果知识产权使利用他人创意速度的放缓，那么科学和技术进步会为此蒙受损失。

事实上，很多最为重要的创意¾比如作为现代计算机基础的数学或原子能或激光背后的理论¾都并未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研究人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无偿地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每次有人使用我提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都会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¾虽然如果他们提及我的名字，会使我感到更加高兴。因特网上“开放代码”运动的发展表明：不仅是最基本的创意，就连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产品都可以不受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免费获得。

与此相反，知识产权体系通过赋予创新者暂时的垄断权力来对其努力进行褒奖，允许他们制定比竞争情况下高得多的价格。在上述过程中，创意的传播速度和利用率都大打折扣。

知识产权的经济原理是技术的快速革新能够抵消人们为低效率付出的巨大代价。但有一点越来越明晰：那就是过于强大或先天存在缺陷的知识产权可能实际上会阻碍创新¾而且阻碍的方式绝不仅仅限于增加研究成本。

垄断者对创新的积极性远远比不上竞争中那样强烈。现代研究表明：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创新竞争会导致公司的更替，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事实上，垄断者地位一旦得到了巩固，就很难再被动摇，这一点已经在微软公司的案例中充分得到了证明。

实际上，一旦地位得以巩固，垄断者就可以借用市场的力量来压制竞争者，就像微软公司在网景浏览器一案中所充分表现的那样。这种滥用市场力量的行为会阻碍进一步的创新。

不仅如此，所谓的“专利丛林”¾也就是害怕研究过程中的某些进展会在创新者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践踏业已存在的专利¾也会阻碍创新的产生。在莱特兄弟和柯蒂斯兄弟最初的创新工作后，重复的专利申请严重阻碍了飞机的研制，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政府强制推行专利共享制度，这个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今天，计算机行业的很多有识之士都担心这样的专利丛林可能会再次阻碍软件领域的研发。

任何产品创新都需要一系列的创意，搞清它们对最终成果相对贡献其可能性可以说微乎其微，更不用说分清哪些是最新创意了。

我们来看看以传统知识为基础研发的药品，像药理作用尽人皆知的草药。从中成功提取活性成分的美国公司贡献到底有多大？制药公司指出他们应该有权独享专利，而拒绝付给提供传统知识的发展中国家一分钱，即便这种草药为该国所独有，没有他们的支持这种药品永远也不可能上市。当然，发展中国家可不这么看。

人类社会一直认为，有些事物的价值远远超过了知识产权。防止过度垄断权力的需要曾经导致了反托拉斯权威机构强制要求转让专利所有权（美国政府也曾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提出过同样的要求）。2001年9月11日，当美国面对着恐怖分子发动的炭疽热袭击，政府颁布了对人所共知的解毒药品¾西扑热（Cipro）的强制转让许可。

不幸的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制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贸易谈判代表要么是对此知之不详，而更有可能的还是根本不感兴趣。那时我在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中任职，很明显，与确保建立对科学，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有所帮助的知识产权制度相比，当时的谈判代表对取悦制药和娱乐等行业更感兴趣。

我怀疑签署协定的大多数人都不完全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如果确实了解，那他们是否还会欣然判处成千上万名艾滋病患者死刑，因为这些病人也许再也无法得到价格低廉的普通药品？如果全球各国的议会都清楚这个问题的含义，我相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会很容易遭到否决。

知识产权很重要，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恰当知识产权制度与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制度大不相同。这一点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提案中没有得到体现。实际上，知识产权永远也不该成为贸易谈判的内容，这至少部分是因为知识产权规定显然超出了贸易谈判代表们所能处理的范畴。

另外，旨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组织已经存在。也许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重新思考知识产权体系的时候，会比世界贸易组织更充分地听取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许，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会成功诠释有利于发展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含义，而且也许，世界贸易组织会采纳这些意见：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是促进，而不是阻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