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孟买——在孟买，每天都有一班来自东京的商务客机，满载着60名渴望商机的日本商人，徐徐降落这个印度经济的心脏地带。当然伴随着日本人的还有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因为随着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日渐忧虑，在另一亚洲大国身上投资下注的必要性也逐渐凸显出来了。

但政治显然不是重点。日本商人可能会被印度国内那种创造性的混乱搞得有点糊涂了——这种总喜欢提出自己想法和质疑别人的文化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他们同时也看到了一个在迅速扩大的市场中大笔淘金的机会。

商人们已经目睹了其中壮丽的一幕——堪称亚当·斯密在宝莱坞灵魂附体。当2008年日本第一三共株式会社一掷46亿美元拿下了印度兰伯西制药集团的控制权之时，该公司显然是为自身未来的发展下了一笔赌注。而考虑到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试问谁又有什么理由来质疑他们的决定呢？

于是乎，孟买的泰姬陵酒店（该酒店就坐落在1911年印度专门为迎接英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皇后而修建的拱门附近）大堂又再次挤满了到访者，其中许多人都是想看看印度究竟能否真能符合一个未来世界大国的形象。而对于这座古老的酒店来说，如今顾客盈门的好生意是他们应得的，须知在2008年酒店遭受的那场恐怖袭击中，该酒店员工舍身保护客人的勇敢精神应该值得全世界每一位旅客的赞赏。

而你在孟买，德里，班加罗尔，浦那以及其他欣欣向荣的印度商贸中心所碰到的商界领袖们都向你展现了树立国内和国际品牌所遇到的挑战。毫无疑问，这些人都开始跻身国际富人俱乐部之中。而他们也拥有超乎寻常的自信，每年两位数的公司增长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而他们的目标则是把可持续增长率推向更高。

很显然，相对于那些国外来客，这些本地商人对于印度所面对的问题——社会，环境，经济，以及来自安全领域的一系列派生问题——更加心中有数。如果你希望以一个孟买小说家的视角来解读这个世界，那么最好就找维克拉姆·昌德拉（Vikram Chandra）的《神圣游戏》来看看，这本书堪称这几年以来最好最精彩的小说之一。

更有趣的是，印度商人如今已经不再把眼光放在政府身上了。他们不再对国家有太多期望，如果国家提供不了支持，商人们也不会感到吃惊。一项政府法案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堆自相矛盾的文字罢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印度经济的宏观管理有很多怨言。他们对20年以来打破了大部分“许可证统治”的改革表示支持，也意识到印度是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国家。他们希望改革能继续下去，即便改革的进程往往会过于缓慢了。

在感叹很多没有做的事并愤愤不平地跟中国作比较之外，他们也注意到了基础设施的改进——比如机场。但他们并不寄望有个大政府来包办一切。这并非由于商人们已经对政府彻底失望，而是对政府所能做的事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如果要论国际化程度，印度民间似乎比其政府更高。

在印度，人们辩论的内容跟大部分西方国家有明显的不同。在大多数富裕的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危机和衰退使政府再次介入民间事务。政府拯救银行，忙于扶持制造业，把避免国家危机和个人困难放在首位，虽然手头现金紧张，政府依然发放补助来安慰公众。戏称“政府不是解药，而是病根”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收税者曾经被视为头号人民公敌；如今银行家已经取而代之了。

反过来在印度，即便是你认为政府应该有更多作为时，人们的期望值也不会很高。随着年轻人口不断增加，印度政府需要提供更多教育服务。但公立学校令人汗颜的教师缺勤率——据世界银行统计高达25%——迫使家庭把自己的子女送进私立学校接受教育。许多成功的商人则拿出钱来投入到那些运作学校和学院的基金会中。

而如果印度政府想继续推动改革的话，就必须完成两件大事。首先是随着印度中产阶级不断扩大，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来确保全社会都能分享增长的成果。这一定要包含更大范围的重新分配以避免数亿极端贫苦的印度人被排斥在国家的经济成就之外，并被推向极端民粹主义。

第二个挑战则是这些被排斥者的暴力反抗：印度中部和东部农村地区的纳萨尔派（主张通过农民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暴乱。内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这位坚定的改革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能单靠增加警力来解决的。不管商界领袖对政府的期望值有多低，结束这场骚乱都需要更好的政府管制。而比哈尔邦的首席部长尼替什·库玛尔就通过启动认真改革，仅仅5年时间就在这个曾经以腐败和无能闻名的穷邦做出了成绩。

如果印度的其他各邦——以及中央政府——可以把这个邦作为榜样的话，那么印度将永放光芒。